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新基建”投资不是简单地以铁路、公路建设为主的“铁公基”形式的投资，而是着眼于前沿科技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基建投资。比如，5G的意义不仅仅是网速更快，而是通过毫秒级时延和超高密度连接有效支持海量物联网设备接入，实现机器间大规模的相互通信，为研究成果创造更多走向现实应用的可能。
“新基建”着眼长远，但当前的疫情确实赋予其更多责任。要想尽快降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恢复至正常轨道，需要通过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给予总需求一个回弹力，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随着疫情开始全球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这样的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一定意义上，“新基建”是为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打下的一针强心剂，更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发展铺下的一条路。
(摘编自邹蕴涵《加快“新基建”对中国经济有长远意义》，《北京日报》2020年3月1日)
材料二 要用好“新基建”，使其成为化解疫情影响和撬动经济的有力杠杆，关键还要把握好这个“新”字。
“新基建”之“新”，首先新在发展理念。不可否认，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拉动相当可观的投资。有机构曾测算，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
但与拉动投资相比，“新基建”更多是通过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来带动社会发展。在线办公助力恢复生产运行、远程教育实现“停课不停学”、智能制造对冲了负面影响……疫情发生以来，经济社会没有因物理“隔离”而“停摆”，离不开“新基建”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社会高效运行，更需要“新基建”的给力。
“新基建”之“新”，也新在模式与空间。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新基建”不单纯指向具体的工程项目，更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支柱，推动建立新的投融资环境，培育壮大新的服务与消费。有了高速泛在的网络，就会加速诸多创新应用；有了算法与算力的支撑，就会催生大量新场景；有了坚实的数字基础，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等就具备有利条件……也许从建设规模看，“新基建”难以与传统基建比肩，但通过对各个领域和产业的渗透融合，所产生的经济拉动作用却是巨大的。这是从打造一条“路”到培育一个生态的转变。
发力科技前端，着眼经济长远发展必须加快布局的领域，关系着发展的潜力和主动性。加快5G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互联网普及、丰富人工智能应用……“新基建”之“新”，更是瞄向新的未来。
(摘编自张辛欣《“新基建”贵在念好“新”字诀》)
材料三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抗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手段。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为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研发等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拉动相关投资，同时也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专家预计，2020年是5G基站大规模建设期，预计将部署超过60万个5G基站，年底有望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在此基础上加快5G商用步伐，加上与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效推动产业升级。此外，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不但会带动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且会更好地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将“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将有助于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答好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课题，中国具有巨大优势。中国将5G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和智能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的更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5G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就是要为我国信息和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转换发展动力创造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有序推动“新基建”，需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我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有力保障。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有规划、有步骤推动“新基建”发展，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项目的监管和调控，防止一哄而起，盲目上马，确保供给与需求结构基本适应。还应发挥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一方面精准支持“新基建”项目，降低融资成本，广泛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投向，确保资金投入。
推动“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在“新基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积极吸收非公经济成分参与发展，充分发挥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厚植“新基建”的发展动力，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摘编自何自力《“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