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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王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寡，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仅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赈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圣人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鳌，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列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为舟车，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
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取材于《墨子·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