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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2024届新高考备考模拟考试语文试题

作者UID:11003641
日期: 2024-09-27
高考模拟
现代文阅读(3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姚鼐、吴德旋、祁寯藻、张裕钊等人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也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性质有关。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而不可偏废。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继父 

 邵宝健 

 不怕你笑话,巷口那个驼背鞋匠是我的继父。他是背上先有座“小山”才不得已弄了个鞋匠的行当,还是因为长期弓着背补鞋钉掌才弄了个“小山”在背上,未可知。我只知道,他在两年前和我母亲结婚时,我正对司画女神爱得疯狂,而驼背继父的出现使我一度对毕加索和变体、怪诞画法着了迷。 

 20岁的男子汉嘛,是很要面子的。继父刚来我家时,我连出门也不好意思。我没有理由恨母亲。她嫁给那个驼背,完全是为了不务正业的我和尚在初中读书的小妹。我有了个继父后,画画就有了物质保证。尽管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我从来没叫过他一声“爸”。依我看来,他活着就为了三桩事:一是鞋匠的活计;二是喝酒;三是和我母亲生活。他那难看的酒糟鼻始终绯红,就是因为酒喝得过多。 

 他对我的游手好闲,并不反感;而对我钟情于画画,却有点不以为然。这自然是因为我的花销要威胁他的酒钱。我还从他的眼神里,感觉到他对我的警告。他似乎和我母亲谈过:动笔杆子的人,包括握画笔的,大多是没有好下场的,或者说是靠不住的。 

 我自小爱好画画,水彩、油画、中国画,无不涉及。也许是天赋不足,抑或是未期机遇,学画多年,至今仍一事无成。我的画进不了画展,偶尔投过稿,均无音信,更不要说能变成小钱。但我不气馁。高考落榜后,我索性关起门来潜心作画。那些画友,自从知道我有了个驼背继父,似乎也不大愿意和我磋商画技了。哼! 

 这天,我恐怕是向母亲要的钱多了一点,继父也似乎多喝了点酒。他的话特多,且含糊不清。经过母亲的翻译,才知道——他说我已是条汉子了,不能老呆在家里吃闲饭,将来他们两口子总会死的,到时再想到创家立业便来不及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和他学习补鞋,现在补鞋的赚头也很不错。 

 这是什么话!我一气之下,三天不回家。后来还是母亲和小妹把我从我的同学家找回去。 

 我了解到县城那家裘一品画斋,代人出售画作。我跃跃欲试,手舞之,足蹈之。 

 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我终于完成了一幅油画,题为《傍晚》。长1.5米、高0.8米的画面上,是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街,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街上缓行,头部斜侧,深情回眸,街尽头是如血的夕阳。 

 我决定用这画去裘一品画斋碰碰运气。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白须长者细细鉴定后,问我想定怎么个价。我踟蹰了。我穷的时间太长了,老做寄生虫,脸上无光啊。我渴望钱。我伸出右手,五个手指撑开:“500元。”那位长者以为定价过高了点,用体恤的口吻要我掉价。按照规定,代售的画作无论售出与否,都得按定价和滞留的天数收取手续费。 

 我不想掉价,咽了一口唾液:“就这样定了!” 

 几天过去了,没有买主。一个月过去了,画面上蒙上些灰尘。 

 我终于病了。高烧,昏睡,说胡话。我被送进医院。继父的鞋铺停业了半个月。他在我的病榻前守护了许多个夜晚。这是事后听母亲说的。我在昏睡中还尽说些“傍晚——500,500——傍晚”的胡话,谁也不悟其义。 

 病愈后,我回家养息。我变得终日无力,不思茶饭,人瘦脸黄,判若两人。 

 这天,我接受母亲的劝告,外出散步。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不觉又踱到裘一品画斋。再也没有勇气进去了。那位白须长者发现了我,走出店堂喊住我。我的运气像太阳一样升起来了——《傍晚》已在三天前被人买去。我取回巨款,激动得可以。 

 母亲不敢相信,眼眶也湿润了:“原来你的画这么值钱啊。” 

 继父闻悉此事,特意买了些酒菜,以示祝贺。 

 自此,我的身体恢复了元气。我画画的热情高涨,有时通宵达旦地挥笔,家里人也不作干涉。 

 继父继续拼命地做鞋活,还把鞋铺的门面开大了些。为了省钱,他自己动手搭了个绿色的玻璃钢雨棚。记得那天,继父特别高兴,哼着小调,把竹梯靠在墙上。他背了座“小山”往上爬的样子,叫人看了直想发笑。突然,不知怎么一来,只听见他轻轻地“唔”了一声,人便从竹梯上滑落下来。 

 脑溢血。当夜,继父再也说不出话,心脏停止了搏动。他含着笑睡去了,带走了属于那个已经消逝的岁月里的沉沉的叹息。 

 我在整理继父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幅油画藏品——我的杰作《傍晚》! 

 我捧着画,哀伤和苍凉的情绪急骤地袭来。我号啕大哭。我觉得能够告慰于继父亡灵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振兴他遗赠给我的鞋铺。于是,我就做了鞋匠。至于将来我有没有希望当上画家,那要看我的运气了。 

古代诗文阅读(35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材料一: 

 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节选自《论语·颜渊》) 

 材料二: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 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宣王曰:“善!”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也?”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 

 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节选自《说苑·君道》) 

语言文字运用(20分)
写作(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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