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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税的农民
契诃夫
老爷坐车来了——村里人都这样称呼区警察局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一周以前大家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户人家，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累计两千有余。
区警察局局长先在小酒馆里歇脚，他“赏光”喝了两杯清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房子外面一群拖欠税款的农民已在恭候。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尽管很年轻——他只有三十岁出头——却很严厉，总是帮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也很穷，也不能按时交纳税款。村民大会上，大家都怕他，由他说了算。有时，在街上或者酒馆附近，他会突然冲着某个醉汉大声呵叱，反绑了他的手，把他关进拘留室。有一次他甚至把老奶奶也关了一天一夜，原因是她代替奥西普来开村会，还在会上骂街。他没有在城市里住过，也从来没有念过书，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许多深奥的字眼儿，喜欢在言谈中用一用，为此他备受村民敬重，尽管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奥西普带着他的纳税簿走进村长家的小木屋。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桌旁。
“大人，他欠一百十九卢布，”轮到奥西普时，村长说，“复活节前他交了一个卢布，打从那天起再没交过一个小钱。”
区警察局局长抬眼望着奥西普，问道：“这是为什么，老乡？”
“请您开恩，大人，”奥西普激动地说，“容我说几句，头年柳托列茨村的老爷对我说：‘奥西普，把你的干草卖了吧……卖给我。’怎么不行呢？我有一百普特干草要卖出去，都是几个婆娘在草场上割的。行，我们谈妥了价钱……本来挺好，两厢情愿……”
他抱怨起村长来，不时转身瞧瞧农民们，似乎要请他们来作证似的。他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眼神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吗？”区警察分局局长说，“我问你……我只问你为什么不交纳欠款？你们大家都不交，难道要我来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我拿不出来嘛！”
区警察局局长很快就走了。村长夺走了奥西普家的茶炊，老奶奶在后面追，使足劲尖声喊叫：“不准拿走！我不准你拿走，你这个魔鬼！”
村长迈开大步，走得很快：老奶奶驼着背，愤怒若狂、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追他，她的头巾掉到肩上，一头白发泛出淡淡的绿色，在风中飘扬。她突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暴动者，双拳不住地捶胸，拖长声调，叫骂得更响，嚎啕哭诉起来：“老天爷哪，他们欺负人！乡亲们哪，他们压迫人！哎呀，哎呀，好人们哪，替我仲冤雪恨啊！”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没有了茶炊，奥西普的家里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是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像这家人的名誉忽然扫地一样。要是村长拿走桌子和凳子，拿走所有的瓶瓶罐罐倒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里会显得空一些。老奶奶呼天喊地，玛丽亚伤心落泪，所有的小姑娘望着她们也都哇哇哭起来。老头子感到心中有愧，垂头丧气地坐在屋角里一声不吭。
老头子咳了一声，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色已黑。村长鼓着腮帮子在炉子旁焊什么东西。满屋子煤气味。他的孩子们都很瘦，没有梳洗，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不比奥西普家的强多少。这是一个不幸的赤贫的家庭。只有村长一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在长凳上放着一溜五把茶炊。老头子说：“安季普，求你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
“拿三个卢布来，你就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皮肤晒黑的村长此刻全身乌黑，活像个巫师。他转身对着奥西普，说得又快又严厉：“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奥西普一点也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好到此为止，回家去了。
有一天，一个节日的傍晚，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聊天。他们在黑屋子里说着话，因为节日里不该干活，所以没有点灯。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叫人不痛快。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公鸡被抓去抵债，送到乡公所，在那里死掉了，因为谁也不去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闷死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谁的过错？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怪谁！”
“没说的，该怪地方自治局。”
他们把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等所有的事都怪罪于地方自治局，虽说他们中谁也不知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已久。
他们又谈到了老天爷不下雪：本该去运木来了，可是眼下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人的谈话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每个老头子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气，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盼着什么。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现在的茹科沃人谁都没有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像摆在掌心里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再就是老天爷怎么不下雪……
他们沉默片刻。后来又想起了公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谁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地说，“不怪它怪谁！”
（改编自《契诃夫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