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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2023-2024学年高中必修上册语文第7课同步练习

作者UID:7355748
日期: 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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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东汉末年,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才子,他们为一个时代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发出响彻天地的呐喊。建安文学,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为后世文学之楷模。

建安时期的作品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真实地反映了动乱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抒发了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因其宏大的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深沉的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代表。曹操所作辞赋俊极硬朗,慷慨悲凉,他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曹操的诗文风格是在汉乐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的名篇《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字里行间都表露出求贤若渴的心情,迫切希望人才都投奔到他这里,为他建立不朽功勋。整首诗极具感染力,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豪言壮语,是一种情感的真实流露,充斥着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再比如他的《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意境宏大,气势开阔,有胸怀宇宙之气,有大海雄奇壮阔之势,言简意赅而又气象万千,清新俊朗的风格之中难掩气势恢宏的做骨,开了一代诗风。又比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志向高远不说,积极进取的决心是永不消退的,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生机,让人读罢也充满希望,这是一种独领风骚的傲骨,是俊逸永久的遒健。

曹丕诗歌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有汉魏时期简约清俊的风格,他的诗赋没有鸿篇大论,也没有利用辞赋文学进行政治宣扬,就是因为热爱而热爱,所以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建安风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曹丕的弟弟曹植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为人熟知的《七步诗》写道:“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成诗,可见曹植的文学天赋极高,虽生在王侯家,却是个纯粹的文人,所以他的文学成就最高,所作辞赋作品最多。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可见曹植的文学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建安七子”属于曹魏文化集团,他们受战乱影响投奔曹操,待生活安定了,思想解放了,文学创作就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们是建安作家集团的主力和传播者,对诗、赋的发展都做出重要贡献。受曹魏宽松的文化政策影响,他们得到重用,他们的才能得到施展。因此,曹魏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景象。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是李白有名的两句诗,可见后世对建安文学充满了仰慕和欣赏之情。建安文学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辉煌,是后世文学之楷模。

实用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陶渊明,东晋大司马陶侃重孙,其父为安城太守陶逸,在这样一个世家里,先祖的丰功伟绩激励着陶渊明,他后来曾写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良好的家教熏陶下,陶渊明学习很努力。八岁的时候,陶渊明的父亲死了,只好与母妹三人一起投靠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据说是“好酣酒,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的老人,颇有魏晋名士风范,而这位野逸散仙般的老先生也成为陶渊明学习的榜样,在归隐后的陶渊明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嘉的影子。

陶渊明长大后,就搬出外祖父家单过,在陶家园盖了几间房子和老母同住。这期间,他主要是在家读书和出外游学。祖上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逐渐耗尽,亲友接济也逐渐不支,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家里也已经没米下锅,学而优当仕,陶渊明决定外出做官。这个时候正是东晋末年,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陶渊明的仕途生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公元393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的儿子)手下谋了一个祭酒的差事。可惜好景不长。王凝之这人脾气不好,喜欢用鼻孔看人,可陶渊明官职虽小,也是有傲骨的,四个鼻孔相对,两个人隔阂日深。陶渊明心灰意冷,不久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了,第一次仕途结束。

公元398年,陶渊明三十三岁,也许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来到荆州,投靠到荆江二州刺史桓玄门下做了个参谋。但陶渊明很快就发现桓玄有个要命的想法——做皇帝。陶渊明毕竟是正统文人,忠君思想深入骨髓。他当然不想蹚这造反的浑水,后来,陶渊明母亲去世,于是以母丧辞官,第二次仕途结束。

公元402年,桓玄举兵攻入东晋首都建康,改国为楚。公元404年,刘裕在家乡京口起兵攻击桓玄,陶渊明很高兴,马上去投奔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一年,刘裕击败桓玄。405年,刘裕迎司马德宗复位,十几年后司马德文(司马德宗之弟)将皇位禅让给刘裕,刘宋王朝诞生,南北朝开始。平定桓玄后,刘裕开始掌握朝政,并逐渐露出登帝的野心。在对平定桓玄之战的论功行赏中,刘裕却仅仅让陶渊明做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镇军参军。

陶渊明对刘裕是颇有几分崇拜的,但骨子里的正统思想却使得他对刘裕的“谋朝篡位野心”颇有不满,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作用下,他眼里的刘裕就有了许多异样的味道,刘裕对陶渊明这样的心态自然也是洞若观火,所以当然也不会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三月,上表辞官,马上被批准,再回家种地。    

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

这次到任应差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生计,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连酒都好久喝不上了……”

但干到第八十一天,浔阳督邮要来视察,手下说:“您得穿戴整齐了,去跪迎上差。”这时候,陶渊明心中多年的郁结和文人傲骨终于爆发:“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是陶渊明第四次辞官,也是最后一次,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结束了。

幸甚啊,幸甚!归去来!

魏晋文人洒脱飘逸的风骨对他影响颇大,陶渊明这年为自己更名为“潜”,并开始与佛道隐士来往,思索感悟,在自然天地中体会自然化生,天人合一的快乐。终于得出结论,要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了,这时候的陶渊明终于不再是一个半吊子政客、半吊子侠客,而成长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  以此为节点,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

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生活,每天就是流连山水田园、饮酒、吟诗。与当年龊龊官场一比,真有重生之叹,这时候的陶渊明知道,这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

他以诗明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错了,对仕途彻底绝望了。  陶渊明归隐后有自得与快乐:“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他也有抑郁:“……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丰收的年头,陶渊明家会酿几大缸米酒,朋友来了,则必饮,一般总是老陶先醉,醉前会说:“我要醉了,不送你了啊,自己走好。”真是可爱极了。歉收的年头,老婆孩子都一脸菜色,酒就没了。这时候也有朋友送他些钱、米,也有的就请他过去,说是谈谈诗什么的,实际上就是想让陶渊明一醉。陶渊明曾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生活的确时有艰难,但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里,最终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自由,他的诗章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记住并且欣赏的也正是归隐后的田园诗家陶渊明:  

《归园田居》里,他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五柳先生传》里:“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桃花源是一个抛却利禄功名后才能进去的一个弥漫花香的所在,桃花源是个大美的所在 , 在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里,社会和平,人们天性真纯。桃花源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心灵的寄所,成为一个代表“田园隐逸”的文化符号。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的隐士文化由来已久,隐士可以分为政治性隐士、宗教性隐士和生活性隐士。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虽然隐居者不能算是典型的隐士。自然文学的作者们是隐士或当过隐士,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等。

东西方隐士们并不是目不识丁或能力欠缺的凡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超常的文化修养和人生智慧。他们并不是不能做官发财,而是不愿过那样追求名利的人生。出世与入世只在自己的内心选择,且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他们都对繁华尘世感到深深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被俗事缠身的生活,想要寻找世外桃源避世隐居,同时在精神上步入从容闲适、与世无争的隐逸净土。他们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所以这些隐士们安静恬淡,舍弃了对物质享受的追逐。

西方的隐士们重视生命对于个人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个体本位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的牵绊。所以他们不拒绝名声,往往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这些隐士们会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这就是“自然文学”。在美国,“自然文学”是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学相媲美。美国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开始了创作。与之相比,中国的隐士们主张“天人合一”,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率真环境中解读人生的“真意”。但“欲辩已忘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写作较少,主要修身养性,力求自身精神的解脱和内心的平静喜悦。而且中国的隐士们虽然也享有极大的声望,但他们与现实世界脱节,认为为人所识并不值得称道,宁愿做一枝无人知晓的空谷幽兰。东西方在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大相径庭,东方隐士多是纯粹为了远离喧嚣而出世,属于个人主义;西方隐士多是为了入世而出世,属于功利主义。

两者在不同的地域和文明中的“不约而同”,则反映出人类向往自由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而这恰是后工业时代人们弥足珍贵、求之不得的,也正是现代隐士文化重新兴起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张薇《中外隐士文化对比》,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做官的,一类是不做官的。而在不做官的当中,又有做不了官和不想做官的。后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将其归为“隐逸”“逸士”。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专制统治下。假如您不把所学知识“货与帝王家”,简直没有出路。而归隐便是这其中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表面看,隐居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实不然。隐士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或对现实政治不满,以此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抗议。要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假如读书而不做官,那也就自动甘居下流了。范蠡辅佐勾践灭了吴国后,看穿了越王的为人,弃官不做,泛一叶扁舟于江河湖海之上,后来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而且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有些知识分子不能医国,就去医人,但看看华佗,你就知道得罪政治权威是个什么下场了。无奈之下,只好隐居,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任何联系,哪怕生活清贫一些也没有关系。

可以这么说,但凡隐居者,都是些拥有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们或博览群书,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艺,为乡里所称。他们隐居以后,虽说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与专著,比如陶渊明、陆羽等,但对于大多数隐士来说,所学非所用,随着他们的辞世,其一肚子学问也就随之带进了坟墓,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西方,教会是与政治权威相抗衡的另一种权威,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政治,可寄身教会,衣食无忧地研究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么幸运,一旦选择了隐居,则衣食住行皆成了问题,要亲自“种豆南山下”了。并且,除了琴棋书画及儒道学问外,更无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供他们研究(中国无此传统,即使研究了也没有出路),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帝王允许这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逍遥于世俗生活之外,如尧时的许由,周时的伯夷、叔齐等,算是给了这些人一条出路。

隐士中也有具清醒政治头脑者,如东汉恒帝延熹时的汉阴老父,汉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只有他“独耕不辍”;更有南郡襄阳人庞公,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责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他这样回答道:“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这是隐逸者何等理直气壮的宣言!

只可惜这些知识分子,因种种原因,既不能从政,又不能进行专门知识的研究,而默默终其一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损失。

(选自郁土《谈隐逸》,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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