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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礼傅菲
厢房里，有一个紫漆的木柜。柜面是两扇门合成的，各雕了一朵牡丹花，殷红的花朵皱起油漆的斑纹。木柜常年锁着。锁是挂锁，铜质，锁匙放在木方桌的抽屉里。抽屉也上了锁。
我从没看过父亲母亲打开木柜，我一直住在厢房里，在煤油灯下，我趴在木方桌上做作业，煤油灯是自己做的，把墨水瓶洗净，瓶盖挖一个小洞，牙膏皮卷一个细管插进瓶盖，松紧带穿进细管，吸到煤油，就可以啦。灯光跳着，一卷卷的黑烟上升。有一天，我从父亲的裤腰上取下钥匙，把抽屉打开。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放着账簿、角票、钥匙、铅笔、截纸刀。角票用平头夹夹成一沓沓。我把账簿翻开，是一本家庭开支明细账，我那时已经读初一，对账目的明细一知半解。盐油酱醋、烟糖酒肉，都按年月日分类入账。从五分钱的支出到五分钱的收入，都有标注。
第一次，我打开了木柜。木柜里许多书，有《毛泽东选集》《红楼梦》《三国演义》《红旗谱》《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语》《隋唐演义》《岳飞传》《静静的顿河》《呐喊》《家》《边城》《射雕英维传》《飞狐外传》《七剑下天山》《唐诗三面首》，每本书用宣传画的铜版纸包着封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夹杂着霉味和腐气。翻开书，灰尘轻轻扬起来，在小窗户斜照进来的阳光下， 飘荡，悬浮。此后若干年里的暑假，我关上房门，盘腿坐在床上，阅读一整天。
据母亲讲，父亲在年轻时有夜读的习惯，能讲许多故事，讲岳飞，讲诸葛亮，讲林黛玉，特别是喝了酒的晚上，泡一杯浓茶，围着火炉，讲古给大家听，讲得眉飞色舞。一九五七年以后，父亲再也不夜读也不讲古，不知为什么。一九五三年夏天，大学肄业的父亲，背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军用书包，到华坛山小学报到，成了一名教员。父亲在大学挨不了饿，读了两年，出了大学校门。在小学教了一年书，回到枫林大队做会计，一直到五十岁。期间，父亲多次有机会上调，但父亲都以独生子需照顾父母为由拒绝了。五十岁后，在乡办菌菇厂当厂长。当了三年的厂长，家里菌菇都没吃过， 母亲责怪他∶“菌菇汤都没喝过，还不如回家种田。”那时我已在县城求学。
作为枫林最高学历的人，父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拨打算盘又快又精准。这也是唯一值得父亲骄傲的了。邻居分家，做喜事上号簿，少不了父亲的参与。戴一副老花镜，坐在大门右边的号席上，送礼的人在桌边排队，逐一登记礼数∶周瑞林，豆子三斤、鸡蛋八个、糯米六斤、现金三元……父亲有惊人的记忆力，相邻的人家，哪年结婚，谁送了什么，故去的老人摆了多少桌酒席，他一清二楚。生产队一年产多少粮食，哪家分了多少担，他也明明白白。事实上，在我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父亲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在家，水库修建了三年，他在工地住了两年多。水库离家三华里，他住在窝棚里，负责登记队员抗砂石的担数、出工的天数。他的大外甥即我大表哥烂铜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不出工，私下叫舅舅记上工数，被舅舅用扁担打出来。烂铜拖着他母亲到外婆那里诉苦，说大队会计算什么官，就知道欺负外甥。水库修建结束，父亲又在分水岭的苦竹洋住了两年，带领大队的青壮年植树。苦竹洋是崇山峻岭的大山区，不通电，也没人烟，搭窝棚住，用土灶烧饭吃。
一九九一年冬，我已在上饶县城工作，父亲托人捎信给我∶十二月十日，兄弟分家，你务必回家。我抱怨父亲，说，东西都分给他们，我一件不要，我父亲在纸册上， 写着我几兄弟的名字，抬头瞥我∶“家要分，分给你的东西你可以送给别人，是你的事。”田、地、山林、房子、家具、碗、农具，按六份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
占一份。我分了四亩山地、夏家墓两块地、两间房、一个木柜、一张木桌、一张床， 由父母支配保管。一头牛留给弟弟，我反对，说，三哥没娶媳妇，留给他。父亲说， 弟弟还在读书，留给老小做老婆本。我说，人讨老婆指望牛还讨什么老婆。父亲把牛给了老三。
父亲在我小厢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母亲一直哽咽。父亲把多年的账簿拿出来，吸着两毛五一包的月免烟，瘪着空空的嘴巴，说，你爷爷奶奶年过八旬，这个家全靠你支撑了，弟弟还在读初一，他的学业靠你帮助完成，老三成家也指望你出钱，你自己成家我也无能为力了，你妈妈还患有肺热，都要钱。他把账簿翻开，拍打了几下灰尘， 说，这是家庭往来账目，还欠了一些钱，父亲用荷叶勺从酒缸里提了一勺酒，抿着喝， 母亲抱着火熄，佝偻着背，瘦削的颧骨上结着病斑。父亲说，人的一生就是一本往来账目，我的一生是负资产，余下的债务由你去偿还。
假如我的一生有成人礼的话，那么这个夜晚就是。在昏暗的十五瓦的灯泡下，窗外刮着呜咽的北风，我一直坐到天亮。（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