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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树下金银花
弋 舟
迄今为止，我没跟谁说过我曾在十七岁时干过一个下午的快递员。
那年我十七岁出头，差不多算是从张桓（初中毕业后就去送快递的同学）那小子手里抢了一匹铁马，一路风驰电掣而去。本来也没什么目标，非要说有的话，我心里最初的方向纯然只是“透口气儿”之类的情绪而已。临近高考，你能明白我干嘛会想这么干。
结果是电动三轮车上载着的包裹驱策我将纯然的心理地标换成了玉林街。没错，那儿正是这件包裹需要派送的地址。我想，这并不难找。
然而，我迷失在四月的时光里了。玉林街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迷宫啊。不过我才不在乎呢，不在乎被绕晕，不在乎妇女、闲汉、剃头匠次第在我眼前打转，不在乎骑着赤兔马却走了麦城。作为一个失败的胖子，我从来不在乎铩羽而归。
几圈之后，我看到一家杂货店门口蹲着个跟我一样胖的女孩，她穿了件阔大的老头衫，却长发披肩。
“我找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嗯，职工宿舍。”
“找去呗。”
她一出声，我就知道我遇见了一个同伙。她的那种腔调，冷漠、无理，有点儿幸灾乐祸和缺心眼儿，诚然就是一个失败者的腔调。“胖子，这里压根就不可能有飞机场。全是楼，全是楼啊。”
她盯着我身后的三轮车。我善意地错开一点儿，以便让她看得分明。我常常自诩为是一堵墙。你要知道，仗着一副庞然的身板儿，我可没少跟世界作对。怎么说呢，嗯，金风玉露，对她我却有股惺惺相惜的爱惜。
我示意她过来，瞅瞅车顶上的那只包裹。她倒是大方，凑过来看。
“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嗯，职工宿舍。”
“玉林街。”她重复一遍，“你完了，胖子。”
“难道这儿不是玉林街吗？”
我错开一步，看她身后的门牌号。没错啊，玉林十巷七号。旋即，我便知道我是真的完了。以“玉林”之名，至少有十巷之多，而这个包裹的单子上只大而化之地写着“玉林街”。
她当然是笑起来了。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人冲着我笑，甚至我自己对着镜子冲自己笑，我都是不惮以恶意来揣测的，但此刻我不觉得她带有讥讽。
果不其然，她拍打着我的肩膀，说道：“没事儿，就一起找找呗。”
推着电动三轮车走了大约十分钟后，她指着排污沟边浓荫蔽日的树木说：“核桃树开花了嗦。”
顺着她的胖指头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一种树。这树，大约有二十多米高，树皮灰白，纵向排列着浅纹，花苞完全颠覆我对花朵固有的认知，只在顶部有那么一点儿花的意思。
“我家地里种了好多核桃树。”她说。
我不觉得她这是在卖弄，因为很久以来，人们卖弄着的，早已经是种摇钱树之类的把戏了。可我还是感到了羡慕，除了种核桃树这事，还有她大大方方说出此事的从容和磊落。我想我是做不到的，我也是个只配跟人吹嘘栽种了摇钱树的家伙。
“真不错。”我赞叹道。
她话头一转说：“还有金银花，我妈在核桃树下还种满了金银花。”
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儿，仰着的脑壳不由自主地埋下来，好像生怕一不小心践踏了那核桃树下的金银花。没错，我出现幻觉了，感觉不是行进在玉林街的某一巷里，而是徜徉在一派田园风光中。
“知道啥是金银花不？”
“不知道，”我说，“——噢不，我知道，冲凉茶的咯。”
我不想在她面前暴露我的无知，不是好强，竟只是温柔地不再与世界拧巴的心情。她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的眼神胖胖地对撞了一下。
“它还叫忍冬花。”她说，“因为开出来的花先是银白色的，再变成金黄色，才被叫成了金银花。”
她停了话头，发出一声缥缈的叹息，“马上五月了，田里的金银花就要采摘了。”说完这话，她便离我而去，仿佛直接去往田野里摘金银花去了。
只要想象一下当你从某个动人的、关键还是与某个人共享着的蓝图里突然被遗弃，你就会明白我当时的滋味。我当然是回不过神儿，何况我还推着辆电动三轮车，于是只能傻在那儿不动。这个胖子方才还因为有了另一个胖子的加盟而变得怀有了温情和善意，变得不再觉得自己纯然就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变得鄙视自己的摇钱树思想，变得对植物学发生了轻微的兴趣，变得萌生了一丝去见识田园风光那种自己经验之外景致的愿望——变得就像他自己的一身肥肉那样柔软。
当年，在四月的玉林街上，你可曾看到过一个被雷懵的、茫然无措的失败的胖子？那天我骑着一辆抢来的电动三轮车，拼命地找，拼命地找。我找的既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也不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
我找到了，它在玉林六巷一号。我完全相信，今天你若是按图索骥，依然会在此看到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今天看一定显得寒酸，因为当年此地就不是什么堂皇的所在，然而最初入住的扎根者，肯定也壮志凌云，对未来抱有无端的信心与可被理解的妄想。
那天黄昏，我将上帝的三无包裹准确地投放在了它应当抵达的终点。那是迄今为止我所做过的唯一一件有头有脸的事儿。
知道吗？我看到了硕果累累的核桃树，我看到了一望无尽的金银花。
（节选自《青年作家》2019年第10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