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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含蓄”之美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古诗多为四、五、七言，四、八句的短制，不能不要求短中见长，小中蓄大；另一方面则与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关。儒家诗教主张的“美”“刺”，都要求委婉曲折，温柔敦厚，乐而不淫，怨而不怒。道家则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并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儒、道两家上述思想有相通之处，即都重视“无”与“有”、“虚”与“实”、“内”与“外”、“言”与“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相通之处反映到诗学上面，就都以“含蓄”“蕴籍”“空灵”为美，以直语、铺排语、说尽语为不美。
“含蓄”这一说法，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所谓“文约”“辞微”，指诗里说出来的比较简约；所谓“指大”“义远”，指所暗示出来的意味丰富深远。到了唐代，探讨“含蓄”美成为诗学发展的时尚，如皎然《诗式》中“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白居易《文苑诗格》中“为诗宜精搜，不得语剩而智穷，须令语尽而意远”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把“含蓄”作为其中的一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唐后，像梅圣俞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苏轼的以“一点红”表现“无边春”、王士祯的“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尾”等说法，都未超出司空图的概括。对“含蓄”美的重视，成为中国诗学的一大传统。
含蓄的艺术之美，是诗人创作的共同追求。诗人面对的社会生活和心中涌动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诗人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生活和流动多变的感情全部直说出来。诗人所采取的“策略”，必然是以个别概括一般，即“以少总多”“万取一收”，企望在“言外”建立起一个以有限表现无限的艺术世界。
含蓄的艺术之美，又是读者鉴赏再创造的需要，其心理机制就是读者对诗作中空白的填充与投射。相信读者能充分地把握诗歌字面以外的景象和意味，对作品的“思而得之”，会获得再创造的愉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含蓄之美是诗人成熟的标志。郑板桥说过：“始余画竹，能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又不能少；此层功力，最为难也。近六十外，始知减枝减叶之法。”（《郑板桥集》）所谓“减枝减叶之法”就是含蓄之法。这是以切身体会来说明含蓄美是艺术的高格和极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可能要花毕生的精力才能够追求到它。
（摘自于童庆炳《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材料二 文学作品大概可分为三种，情尽乎辞，情溢乎辞，或是辞溢乎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与此类似的分别，不过他把“情”叫做“精神”，“辞”叫做“物质”；物质恰足表现精神的是“古典艺术”，例如希腊雕刻，体肤恰足以表现心灵；精神溢于物质的是“浪漫艺术”，例如中世纪“哥特式”雕刻和建筑。热烈的情感与崇高的希望似乎不能受具体形象的限制，磅礴四射、物质溢于精神的是“象征艺术”，例如埃及金字塔，以极笨重庞大的物质堆积在那里，我们只能依稀见出它所要表现的精神。
黑格尔最推尊古典艺求，就常识说，情尽乎辞也应该是文学的理想。“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和顺积中，英华外发”，我们的古圣古贤也是如此主张。不过，情溢乎辞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语文有它的限度，尽情吐露有时不可能，纵使可能，意味也不能很深永。艺术的作用在于暗示，古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拿绘画来打比，描写人物，用工笔画法仔细描绘点染，把一切形色，都尽量地和盘托出，结果反不如用大笔头画法，寥寥数笔，略现轮廓，更来得生动有趣。画家和画匠的分别就在此。画匠多着笔墨不如画家少着笔墨，这中间妙诀在于能以有限寓无限，抓住精要而排去秕糠。
在普通情境之下，“辞溢乎情”总不免是一个大毛病。我们看到一大堆漂亮的辞藻，期望在里面玩味出来和它相称的情感思想，略经咀嚼，就知道它索然乏味，心里仿佛觉得受了一回骗，作者原来是一个穷人要摆富贵架子！不过“辞溢乎情”有时也别有胜境。汉魏六朝的骈俪文就大体说，都是“辞溢乎情”。固然也有一派人骂那些作品一文不值，可是真正爱好文艺而不夹成见的虚心读者，必能感觉到它们自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我曾平心静气地玩味庾子山的赋、温飞卿的词、李义山的诗和商籁、弥尔顿的长短诗，觉得他们的好处有一大半在辞藻的高华与精妙，而里面所表现的情趣往往很普通。我最初无法在理论上找到一个圆满的解释。我放眼看一看大自然，天上灿烂的繁星，大地在盛夏时所呈现葱茏的花卉，我们就不能借它们娱目赏心么？再看一看艺术，中国古瓷上的花鸟，波斯地毡上的图案，不也都“美丽”得令人欣喜？我们欣赏它们所表现的情趣居多呢，还是欣赏它们的形象居多呢？我因而想起，辞藻也可以供人欣赏。“辞溢乎情”的文章如能做到这地步，我们似也毋庸反对。
（摘编于朱光潜《谈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