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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1.2《离骚》检测练习

作者UID:18859525
日期: 202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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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②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们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③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代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代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④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⑤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⑥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摘编自骆玉明、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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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 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孤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的描写——

从“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媭”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 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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