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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度过的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
阜平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蹬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我又蹬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到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她蹬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儿，还够做一双袜子。”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儿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