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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明末）传教士来华与西学的输入……在部分中国士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为西学所吸引，为耶稣会士的博学所倾倒，以至“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在这一基础上，一批主张全面接受西学的士人脱颖而出。他们明确提出“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的主张，“以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八索》《九丘》指古代文化典籍）”。他们还充分意识到吸收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加速度的推动力，即“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据说当时的翻译馆明文规定，所翻译的书籍除供京沪两地学堂使用外，其他均由制造局图书处统一发售，以便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译书，同文馆与传教士都有采用……至于其读者，既有官员，也有士绅……据传，截至1879年底，翻译馆共计销售译书32111部，共83454册，平均每种售书250部左右。

——汤霞宋以丰《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