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

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之强源于工商。

甲午战争前

洋务派官员认识到工商立国，振兴商务，先富而后强的重要性。李鸿章说：“古今国势，比先富而后能强，犹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刘铭传也说：“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

19世纪末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群体意识逐渐形成，实业救国由个人呼声变成一种思想潮流。

1903年

清政府发布上谕：“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证。仔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末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并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宣布奖励工商。

辛亥革命前后

留日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作为规模巨大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大力宣传实业救国，推动了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