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菩啸
范子烨
阮籍之“啸”，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一是自然。自然是最高的美学境界，也是魏晋时代最重要的审美标准。我们看魏晋的人物品藻，所津津乐道的便是潇洒任真的举止和发乎天然的气度。“啸”是不借助任何工具的。它是一种最为自由的音乐艺术，其发生只赖于人口，而与它物无关。“啸”能够随时踢给人们以抒发感情的良机，而表演者永远不会丢失他的“乐器”，所以它被誉为“上天赐与的魔笛”。不过，上天最早看中的赏赐对象还是以阮籍为代表的华夏古国的音乐家。
作为可变性和随意性兼备的口哨音乐，“啸”最足以显现阮籍的这种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和率意而动的个性特征。“喃”是自然之音，是天籁之音。阮籍之“啸”，达到了“以天为声”的音乐艺术胜境。
二是理性。桓玄认为“啸”能够表达深奥、微妙的旨义，能够契合人的精神、传达精神意蕴的声音。他举阮籍与苏门“长啸”的故事为倒，说明“啸”胜于“言”，言不能尽意，而“啸”则足以尽意。纵观魏晋时代。以坚持“啸”能尽意之说者居多，所以“啸”得以与清谈并驾齐驱，风行士林。清谈是以语言达意的，寄玄理于唇枪舌剑式的辩论之中；“啸”是以声达意的，蕴玄奥于口哨之音。此二者所传达的东西可以统称为“道”。依孙登之言，“真人”之“啸”深蕴着至大无边的“道”，它无所不在，无往不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啸”视为“传道之音”。当然，孙氏之说带有相当大的夸张成分，也不可完全据信。
三是情味。阮籍之“啸”，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感情活动，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许多才华横溢之士惨遭荼毒，成为上层统治者尔虞我诈的牺牲品。阮公临渊履薄，心怀危惧，忧愤深蕴。他的《咏怀诗》便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以忧郁悲伤的诗笔抒发忧生之嗟的同时，他还选择了听之有声、视之无形的“啸”作为表达情感的艺术方式。
孱弱与强劲，阴柔和阳刚，在他的身上交融为一。柔弱的是他的外表，刚劲的是他的内心。这就是阮籍“有力”的“哭泣”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啸，，正是阮籍心灵之哭的音乐艺术载体。实际上，就抒情达意而言，诗与“啸”，“啸”与诗，对于阮籍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如果说《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以诗的艺术形式激扬其心灵世界的天风海涛的话，那么阮公之“啸”，则是以音乐的艺术形式传达其对现实与人生的体悟与忧怀，淋漓尽致地展现自我的个性。试想司马昭利剑在掌，炙手可热，阮籍面对他敢于啸歌不绝，那酣放的个性，那潇洒的气度，谁人可及！
显然，阮籍追求的是对生命本体与世俗尘寰的超越，希冀的是千载如一的永恒境界．幻想的是具有终极意义的玄学精神。他的希冀，他的追求，他的幻想，无不深寓于他的“啸，，声中，使听众在富于艺术美的情味中窥见他的超旷不凡。《大人先生传》所表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品格。
阮籍之“啸”，是知与意的融合，是情与理的凝铸。他的血肉之躯在历史的秋风中早已凋谢了，他的“啸”声却仍然在华夏历史的长空里袅袅余回。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枷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阮公以其卓而不群的“啸”声，冲决了世俗的长提，震颤了权柄的桎梏。阮公之“啸”，其美何限！
（选自《北方论丛》，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