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庙会的季节性特征，主要是指庙会的时间界限非常鲜明。庙会一般集中在春季，农历正、二、三月最多，尤其是正月庙会最为繁密。这是由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春耕季节在整个农业生产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北方农村的耕作以春天为始居多，庙会就自然成为耕作的准备。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使带有神秘色彩的庙会祭祀活动在春天繁盛，人们的愿望和担忧等心理因素，在庙会中化为具体的形式。庙会在初一和十五前后为最多，最长的如淮阳人祖庙会，从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期限长迭一个月。较短的只有一天，一般的庙会在三天左右。另外，庙会的期限还表现在以著名历史人物、传说人物的生日、忌日为庙会高潮。夏收、秋收季节一般来说没有庙会，即使有，也只是小型的一天就结束的“小满会”之类的庙会。这种季节性体现出庙会与农耕联系的特点。
（摘编自高有鹏《狂欢季节——庙会中的信仰与生活》）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
【注】以上统计为清末民初澄城县一年中61个村镇举办的198天的定期庙会统计。
材料三：
庙会中使用的各种服装、道具等象征物品反映的对“官方符号系统”的嘲弄，是庙会狂欢精神的一大表现。这种借神灵之力以反传统的做法，在城隍庙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城隍出巡的队伍行列中，往往开始都是銮驾仪仗、三班六房的书吏衙役，然后才是各种杂耍舞队。前面有铜锣开道，扮演者高举“回避”“肃静”大牌，还有旌旗伞盖，完全模仿现实中地方官员的排场。在福建的神道出巡活动中，如果省城隍路遇瘟部尚书，城隍的神位要停在路边，尚书的神位则在路中央，代表城隍的香头要趋前三叩，表示接驾来迟，罪该万死，请求恕罪。代表尚书的香头则挺胸凸肚，抚慰告诫一番。这种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限制，人们扮演着现实生活中距离极为遥远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们不能超越或反抗这种“官方符号系统”，而只是在“应用”，并不是在摧毁。正如克劳克所说，这些东西“有时允许被用来对文化的既定秩序进行挑战，但通常其结果则是维护这一既定秩序”。
（摘自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材料四：
来自原始宗教的庙会的狂欢精神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经历了世俗化或从“娱神”到“娱人”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庙会狂欢的调节器作用十分明显：远古社会宰牲以谢神，变成庙会游神期间的大吃大喝，满足久违了的食欲需要；原始的歌舞仪式和群众狂欢，变成后代的各种集体娱乐形式，以满足压抑已久的声色本能；伦理道德对男女、服饰、举止、交往的诸多限制，也在宗教信仰的借口下被冲破……可以说，在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下，理性活动，特别是被扭曲了的理性活动，需要非理性的活动加以调节，非理性的形式中可以潜涵着一种理性的目的。如果辩证地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理性”约束其实很大程度上倒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而表现形式上的非理性行为倒有很大的理性意义。
（来源同材料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