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分封、宗庙和同姓不婚三大制度，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各种社会人生礼仪陆续建立，形成了包括朝觐、盟会、册命、军旅、祭祀、丧葬、射御、聘问、宾客、学校、选举、婚嫁、冠笄等礼乐规则，使得礼乐制度覆盖了政治、宗教、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将孔子所谓“先鬼而后礼”“尊而不亲”的殷商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尊礼尚施”“近人而忠焉”的礼乐制度。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之情。子夏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进一步将仁爱归本于孝悌的伦理亲情，进而开发出亲亲、仁民和爱物的道德发展次第。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便指点出礼乐仪式的内在精神基础，礼乐是以人的内在真诚情感为基础的。没有此种真情，礼乐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就此而言，说孔子摄礼归仁是正确的，他揭示了礼乐文明的灵魂，并强调内在精神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
但是，如果仅因此将孔学归结为仁学，则未必合乎孔子本人的意思，因为他同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又分明是以礼为仁的前提，人若不能“克己复礼”，就不能“为仁”。孔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似乎是担心后人有可能忽视礼的实践，《论语·乡党》篇详细记录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践礼的言行举止，使得夫子两千年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如在目前，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君子是如何通过日常工作对礼的践行去落实仁的精神。这是提醒我们，离开了礼乐文明的轨道，我们将无从抵达仁者的境界。
儒学在新世纪面临着一阳来复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成，因为儒家在民间的教化体系被连根拔起，并且许多人至今依然将民间所剩无几的礼乐残余等同于四旧，必欲将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礼乐文明重建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当然，儒家礼乐本身也需要因时通变，向现代转型，在此前提下，儒学能够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