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
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送丧的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他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记得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到她家吊唁的时候，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坚称她的父亲并没有死，并一直拒绝将他的父亲下葬。正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婚的青年男子，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但是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艾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这个贵族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艾米丽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艾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至于艾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艾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