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共享不仅仅拘泥于经济领域，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领域都应包含在内。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仅限于物质财富领域，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都有各种各样的诉求。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共享是共建的目的和方向。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坚持渐进共享，要做到既积极而为又量力而行。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尽力解决当前必须解决和能够解决的民生问题，又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可承受能力，积小胜为大胜，才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摘编自《习近平阐释共享发展理念》）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各类共享经济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对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共享经济理念受热捧是基于两种优势：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用户需求的个性化配置。但是，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快速成长过程中也面临治理手段跟不上发展形势等问题。新生事物发展总是领先于当时的法律法规，创新就可能导致相关监管规则滞后。对其引发的各类问题，既要重视并加以解决，又不能因噎废食。共享经济通过人人参与的方式，将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有效配置，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监管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积极探索，既鼓励创新创造，又注意防范负面影响。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于互联网技术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
（摘编自《让共享经济走好未来的路》）
材料三：
2016年11月，第一批共享单车进入成都，仅时隔4个月，成都提出“3＋7＋N”协商管理制度，“N”意味着共享单车的管理不再只是政府交通管理部门的“分内事”，共享单车企业能够也丛须广泛参与其中。共享经济需要“共同治理”，这或许也是“成都模式”新一轮探索的重要价值。在成都市交通委员会运输处接管共享单车的监管事务后，副处长李乔成为了政府与共享单车企业之间的连接纽带之一。他的一个重要工作职能，就是要随时保持对企业的关注。若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风险，他们可以及时给予帮助、寻找对策。
共享治理的作用也体现在统筹社会资源，更高效推进城市与共享出行新业态相契合。在成都，市交通委员会与城管等部门在共享单车协调供应、规范停放等方面进行合作，由各共享单车企业主导，“单车猎人”等社会团体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构建良性治理环境。
（摘编自《以共享推动城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