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江苏巡抚致总理衙门原函》提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而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中却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然而资产阶级上层改良运动以下跪的方式祈求改良,最终由于触碰了封建统治阶层的核心利益和统治体制而夭折。
——《浅论近代中国道路选择的曲折性》
材料二:“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辛亥革命一度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辛亥革命失败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于是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撰文说“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教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摘自臧运祜《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