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就在于，它不仅以宗教的方式达到了对绝对的觉悟，而且从周代开始也以思想的方式追问与思考绝对者问题。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觉醒，也是一次更系统的觉醒。这次思想觉醒之所以也可以被视为一次“人文觉醒”，是因为它是通过更深入地追问、揭示人性本身来理解与朝向绝对整体者。也就是说，这次觉醒是通过探究人自身的内在存在来通达超越于人的绝对者，通过发现与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来肯定与见证整体者的绝对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人文觉醒”可视为一次“人文的宗教觉醒”。因此，先秦诸子既是一种人文思想，也都是一种“神学”。这次觉醒之所以被认为更具系统性，就在于它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大觉醒：
首先，它不仅是发现、承认与确信有一个绝对者，而且自觉地以更多的环节、事件来叙述、展示绝对者，甚至以更多的概念与分析来指示绝对者。在近代学者的研究中，通常会罗列出“天”或“道”的多种含义，比如根据儒道法墨文献中有关“天”的论述而把天分解为神圣的主宰之天、义理（伦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并以此论说人文觉醒的去神化乃至无神化。而实际上，在先秦的这些人文论说中，天的多重含义恰恰是被用来申述天的绝对性的不同环节：不管是义理之天，还是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甚至所谓物质之天，都可被归到作为神圣绝对者的“上天”之下，绝对之天据此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因此，在这里的天并不因被分解、分层而失去了绝对性与统一性，倒是因获得了更丰富的统一性而获得了更生动具体的绝对性。
其次，在重新确认与确信绝对者之为万事万物与一切美善之源头，因而是一切正当性之根基的同时，发现并确立了人在与绝对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在诸如“人能弘道”“人能修德以配天”“真人”能无待而任“自然”等这类论说里，都隐含着从人与绝对者的相互性关系角度来理解绝对者，理解人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人本身的绝对性存在的哲理。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人文觉醒既是对绝对者的觉悟，也是对人自身的觉悟。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人文觉醒之所以为人文觉醒就在于它在宗教启示下通过自觉到绝对者而发现、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
第三，发现并申述了绝对者以人类能够认识并加以遵循的某种原则来体现、实施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意志或意旨，因此，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生活。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群体（国家），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满足各种自然欲望，更不是只按自然欲望行事而为所欲为，而是首先要遵循与担当一些来自上天启示给我们的原则，比如通过圣人作则而垂示给我们的规范，或者通过上智者之先觉而显明给我们的仁爱法则。因此，人类的生活并不只是活着，不只是享受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而首先是要贯彻、遵循某种神圣原则，成就某种神圣事业。
因此，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实质上是深化了对绝对者的觉悟与论说。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学一样，周代诸子百家的人文思想也是一种神学。如果说周代之前的宗教觉悟启示了人文思想，那么后者则深化并增强了关于绝对者的觉悟与信念。就此而言，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如近代学者推断的那样削弱甚至取代了对天或神的绝对性信仰，相反，倒是加强深化了这种信仰。
（摘编自黄裕生《中国文化具有“本原性”在文明相遇中成就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