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 “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
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中写《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 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