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汤一介
2014年9月9日晚上8点56分，87岁的汤一介先生与世长辞。尽管没能见到自己主持的《儒藏》①全部出齐，也没能见到新版的《汤用彤全集》面世，但没有人会对汤一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有任何疑问。
仅在2014年他就出席了三套大书发布会——10卷本《汤一介集》发布会、《中华佛教史》发布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发布《儒藏》“精华编”第一批100册出版首发式。此外，由他主编的《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也于7月份出版，他还亲自撰写了序言。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汤一介的祖父汤霖为汤氏家族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汤一介1927年在天津出生后，父亲汤用彤似乎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这一点，汤一介以其一生的经历告诉世人，他做到了。
少年时代的汤一介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成年后开始独立思考人生、社会等问题。考大学时，汤一介选择了北大哲学系。
“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71年夏，去干校劳动的汤一介回到北京，担任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②写作班子。后来，汤一介称这段岁月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此时的汤一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教学资格，重新走上他离开了多年的讲台。不久，他在北大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并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对于此书，学者傅伟勋认为其经历了“文革”严冬后，在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普遍的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的困难情况下，汤一介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汤一介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己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指出“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在当今科技发达、人类扩张与征服欲望愈来愈强，自然与社会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普遍和谐观念”尤为重要。
此外，汤一介还于1984年12月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在其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杜维明等70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学者为导师，并多次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
早在1989年的秋天，汤一介就提出了编纂《儒藏》的问题。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4年，《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挂帅，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加入到《儒藏》编纂的队伍中。
在80岁寿辰的时候，汤一介曾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显然，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悲剧。
(有删改)
【注】 ①《儒藏》收录编辑历代儒家典籍，工程浩大。明清两代，就有学者提出编纂此书，但终未实现。在教育部立项、由北京大学牵头的《儒藏》工程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②“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为“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