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②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们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③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代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代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④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⑤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⑥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摘编自骆玉明、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