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域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评价《史记》，则明显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即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简单地说，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例如，要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这两种模式可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其一，帝王无私，要天下为公。其二，帝王成事，要任贤使能。其三，帝王善断，要有领导方法。其四，帝王兼听，要察纳雅言。其五，帝王勤政，要关爱民生。其六，帝王节俭，要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其一，居官理民，要为民办事。其二，刑政要依法断案，使天下无冤民。其三，为官要清廉，不与民争利。其四，救民水火，甘冒斧钺。其五，当官要自律，职位是责任。其六，治理积弊，要有智慧，要启迪民智。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是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是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同时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