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进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刘洋说：“中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进程几乎与国际同步，20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建设数字敦煌的构想。”近年来，中国相继出台《“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和《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文件，重视文物保护的同时，也对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技术层面未说，通过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可以实现对文物完整的数字化存档并永久保存，这已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
（综合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中国文化报》等）
材料二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副主任夏生平表示，多年前，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面临着即将消亡的危险，采用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保护方式，都无法阻止莫高窟的衰落，而数字技术的运用，为莫高窟的保存和資源共享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如今去敦煌莫高窟的游客，只要愿意，可以不再象以前那样一一排队挤着进那一个个的小洞窟，就着微弱的光线看着那一幅幅可能有残缺的壁画，而是可以在3D虚拟环境中观赏敦煌壁画和彩塑，感受到洞窟中无法观看的细节，想看多细就看多细。早在2015年，广东省文化厅就在国内首次开发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手机APP应用软件，该软件录入了广东省级以上非遗的地理位置、传承人、传承基地等信息，为用户了解与保护广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以河南省某高校为例，目前校藏古籍文献2000多册，但受到自然条件、保存条件和书籍的物理特性的影响，大量古籍文受损严重，所以，古籍数字化的工作迫在眉睫。古籍数字化成本非常高，如一册300页古籍数字化成本要60万到90万，所以学校每年都要投入几百万到几千万的资金用于古籍教字化工作。古籍虽然可以被数字化，从而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被存储，并被快速检索，但是古籍数字化存档也容易遭到病毒侵害，存在被人为误删或者掉电等故障的风险。
（综合自“中国文明网”、“搜狐网”等）
材料三
由国家统一规划，通过政府牵头和社会参与，在国家层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综合数据源，把碎片化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实现数字化、可視化建模，进行立体重构和生动再现。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项支持资金，将该专项資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增长而増长。要培养一批既懂文化艺术又懂数字技术，既具备理论知识又不乏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支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建设。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实验室平台，鼓励积极申报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以项目立项的形式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一种公共性、开放性、互动性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机制，通过定期的技术交流与对话，加深中外技术互补，促进双方在技术领域持续、深入、全面的合作与发展。
（摘编自王晓芬《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优势与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