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传统“天下观”发轫于一种华夷之分的文化心态,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对外观念的集中体现。早在上古时期,《礼记》便划分了华夷文化上的高下,将夷狄排除在中原的范围之外。基于此,秦以后的中国人将所有“四夷”都列入藩国的地位,强调中央与四夷各安于等级名分,互不侵夺,平安相处。作为“礼治”的一种体现,中央对各国进献的贡物,报以丰厚的回赐,以显示出家长式的慷慨大度。不过,上述理念与现实有时并不一致,中央对四夷的所谓“控制”主要还是表现在名义上的“臣”或文化上的“化”,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的文书和礼仪中有所反映。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 》等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魏源等编撰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作品本应开阔人们的视野,但朝野上下却沉浸在“施予恩惠以求羁縻”的迷梦中,最多从传统“夷狄边患”的角度理解此事。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廷最怕的也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外国公使进京。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李鸿章等洋务派认识到不能再简单地用“华夷之防”来解释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顾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神洲者,东南一州也”。然而,这种反思更主要的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言,晚清帝国对于东洋的朝鲜和日本仍保持着“天朝”的威严。直至马关订约,帝国丧失了最后一个藩属国,制度层面的藩属体系彻底崩溃,华夷观念才在屈辱的氛围中走向最终的崩溃。
——摘编自雷颐《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