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认识和汲取西学的历程充满艰辛曲折。著名史学家陈旭麓认为，汲取西学过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下起步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同治朝筹办洋务始末》卷二五

材料二：中国驻法大使郭嵩焘的翻译马建忠，于1877年写信给李鸿章汇报来欧洲的思想认识，指出欧洲各国“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摘编自郑大华《晚清思想家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

材料三：戊戌维新勃起于甲午战败之后。实由同、光变法运动孕育发展而成。然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至戊戌则兼欲师用西洋之政教。盖西学传播，得译书、留学、报馆、学校之助而渐深入普及。当时士大夫之世界知识既较丰于同治诸公，其政治思想亦更合乎近代之标准。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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