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霍尔巴赫等法国无神论者剑走偏锋的宗教批判以及卢梭对理性独断论的质疑,一旦传播到社会落后、思想保守的德国,立即就引起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如果说启蒙运动在17世纪的英国思想界表现为一种试图在上帝的羽翼下发展理性的审慎主张(自然神论),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表现为一种用理性来颠覆信仰的激进姿态(无神论),那么它在稍晚的德国思想界则表现为一种努力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稳健立场。……(马丁·路德所开创的)新教传统培育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宗教虔诚。因此,当18,19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面对着风靡欧洲的理性主义思潮时,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力图在英、法所代表的普世性的理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的宗教虔诚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材料二:启蒙时代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人的经验和理性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去代替神启的智慧,进而摧毁神学的权威性。这一启蒙的任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显然被夸张了,一切事物的准则必须建立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不能被知识检讨的统统被当作妄言,那么,人的智慧呢?但是在人的精神结构中就存在不能被知识化的智慧,这部分精神资源基本上从启蒙时代以来越来越边缘化了……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大规模技术发现,配合“工具理性”世界观的流行,使得工业化成为启蒙精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因为工业化的成功,成为现代化的典范,使得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把现代性直接定义在富强之上,认为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哈佛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