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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向来文人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文人。所以文人向来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但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乐，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文人穷了，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缠绵凄恻，很有诗意，但若身临其境，却不甚妙，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且丈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怨天派。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像。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丈人自招的。文人不大安分守己，每每是非辩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再说，丈人好相轻。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摘。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大家争营对垒，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所以我向来不劝人做文人。

    既做文人，就要有点胆量，所言是真知灼见之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袁中郎说得好：“物之传者必以质，丈之不传，非不工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这样就同时可以做文人，也可以做人。

（节选自林语堂《做文与做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