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广大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后，加之城乡差别逐渐显现和自然灾害的出现，农村一些人员开始向城市流动。1957年前后，农民入城风气达到高潮。当时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关键时期，阻止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工作。1957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1958年，国家就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严格限制农村户口人员迁往城市。
材料二：由于经济“大跃进”的需要，大批从农村招工导致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粮食高产的泡沫吹破之后，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国家被迫精简城市人口，大量城镇居民被强制向农村迁移。“文革”前期，户籍迁移的主要流向是城市户口向农村的迁移，主要表现是两个人群的户籍迁移：其一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二是城市“反动分子”。“文革”爆发后，大批被打倒的干部和以前曾被确定为“反动分子”的人被发送到农村。农村到城市的户籍迁移制度逐渐固化。据统计，1949年我国仅有136座城市，至“文革”结束时近30年时间才增加至191个，平均每年增加不足2个。
“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几年，国家户口迁移政策依然没有明显变化。不过，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农转非”政策。各地相继放松了对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和困难回城的限制，这个时期从农村转回城镇的知识青年有650多万人。国家还出台了老职工子女“顶替接班”政策，进一步开大了“农转非”的口子。据统计，从1978～1983年，5年内全国办理子女顶替约有900万人。
材料三：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国家城市化进程建设，城乡经济十分活跃，城市第二、三产业相当兴盛。此时，国家粮食生产丰足，粮食供应已与户口脱钩，农村人口进城经营工商业活动的人员数量很多，要求在城市落户的呼声非常强烈。“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交钱办理城镇户口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从2千元到4万元不等”。
——以上材料摘编自《现代中国户口迁移制度变迁的经济因素》
材料四：据有关学者测算，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了20%。而越是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他们的贡献率就越高。目前，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诸多产业如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主力军，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将对拉动投资、消费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不仅如此，将更多的农村人口纳入城镇，还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放开户籍限制释放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