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有两大立场：一是所谓“夷夏之辨”，倡导“用夏变夷”；另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而夷狄则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以诸夏的文明影响和改造所谓的夷狄，“用夏变夷”，使得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而国家统一的理想形态，也是统一在诸夏为主导的旗帜之下，至少要以诸夏的文化为鹄的。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廷使节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称说：“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就是证明。有些汉族人士也不乏类似的见解：“（匈奴）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这无疑是一种博大宽宏的胸襟，实际上成为了各民族开展交流与融合，实现天下安全的重要基础。就后者而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士”。所以，华夏的天子不仅是汉族的天子，更是全“天下”的天子，所谓“王者博爱远施”，故尔“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
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彼此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因文明程度提高而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因文明的毁弃而退为夷狄。而何休的观点更在民族融合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很显然，这是种具有明显的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民族观。
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伟大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各方面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阕庭。凤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行仁恩而皇之诚也。范蠡出于越，由余长于胡，皆为霸王贤佐。故政有不从之教，而世无不可化之民。《诗》云：‘酌彼行潦，挹必注兹。’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其从善如影响。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天下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黄朴民《新天下主义安全观？——中国古代的天下安全战略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