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写作某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以下的情形：笔下的故事的发展与原先的构想已经形成了冲突，作家是按照故事本身的逻辑来完成作品呢，还是削足适履式地回到原先设定的意图上去呢？换句话说，他是听命于自己的思想呢，还是听命于小说本身的智慧呢？
米兰·昆德拉认为，“每一位真正的小说家都在等待听到那种超越个人意识的智慧之声”，“那是小说的智慧”。在这里，昆德拉使用了“等待”一词，它起码暗示了我们这样一个现象：这种存在于小说自身的“智慧”并不是先验的，它与创作过程一同产生，并且稍纵即逝。这个词还试图表明，这种智慧之声并不一定经常出现，而一旦它来临，它的光亮必然会照亮作家的道路。它是小说家真正的福音。正如威廉·福克纳在创作《当我弥留之际》时的情形一样，小说的智慧之光使他原先构思的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受惠于这种“光亮”完成了自己的“神构妙品”。
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如果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一直没有听到这种“智慧之声”，那么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并未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法国学者兼批评家爱弥尔·法盖和米兰·昆德拉抱有近似的看法。他在评价司汤达的作品时曾经分析到：司汤达似乎在小说的开始就设想好了作品的结局。“当于连·索耐尔在《红与黑》中一露面，就注定了要在最后朝德瑞那夫人射去决定性的一枪”。法盖在这里至少说出了某种实情。
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写作。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研究专家日丹诺夫提供的材料中隐约推知《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的雏形。作为一个狂热的教徒，托氏（注）原先构思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走向大致是这样的：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一个背离宗教原则的妇女，背弃了自己忠实可靠的丈夫与别人私通，最后遭到了惩罚。托尔斯泰原先的初始意图是要表现夫妻关系的永恒性。我们在此不妨引用一下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著名论点——作家在构思故事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并非完全为“第一视野”所控制；“第一视野”的内容是先验的、抽象的、空洞乏味的。而我们在公开出版的成书《安娜·卡列尼娜》中，原先的故事框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娜从一个丑陋、堕落的“妓女”摇身一变为一个风姿绰约、优美动人的贵族妇女。安娜这一人物的变化，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信号，使托氏的目光从宗教、家庭伦理投向个人情爱的存在状况，他的兴趣和想象力也从社会学转向了存在境遇的复杂领域。实际上，托尔斯泰对故事初衷的背离不仅挽救了一部天才的巨著，而且使他卸下了道德重负，对家庭、婚姻、情爱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崭新的见解。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作家赋予了作品以智慧，相反，小说自身的智慧却一直在引导和教育着作家。可以说，小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对创作初衷构成了违背。
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一个作家在构思作品时，不能过于周全，有时一个作家的初始意念过于强烈，其结果是，意念本身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控制着作者，作者成了某种意念和价值的奴隶，这将妨害小说本身的价值。这样的例子在中外的小说创作中可谓屡见不鲜。
（摘编自格非《故事的内核和走向》）
【注】即列夫·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