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冠状病毒(Coronavirus，常简写为CoV)为有包膜的正股单链RNA病毒，直径为80～120nm， 约有 3 万个碱基组成，其遗传物质是已知RNA病毒中最大的。
目前已经发现7种致病性人冠状病毒，其中SARS-CoV、MERS-CoV曾在人群中大范围传播流行，证明了冠状病毒在动物间、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研究表明，蝙蝠身上能携带超过100多种病毒，是许多高致病性病毒的天然宿主，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威胁的SARS-CoV正是来自中华菊头蝠。2019年武汉疫情中发现的SARS-CoV-2 就属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病毒群。研究显示，蝙蝠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除了可利用来自人类、果子狸及中华菊头蝠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ACE2）受体之外，还可利用来自浣熊狗ACE2受体分子入侵细胞。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种的传播途径跨宿主感染人类。同时，数据显示ACE2 不仅在肺AT2细胞中高表达，也在回肠和结肠的吸收肠上皮细胞中表达。因此消化系统是SARS-CoV-2 除了呼吸系统外存在的另一条潜在传播途径。MERS-CoV 的中间宿主则是单峰骆驼，有20个的病例是由于患者接触单峰骆驼所导致的。除飞沫、直接接触传播之外，袁国勇教授的课题组用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粪——口传播无论是在骆驼传染人类还是人类之间的相互传染中都是一条重要的MESR-CoV传播新途径。
（摘编自马洲等《人冠状病毒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材料二）
目前新冠肺炎尚缺乏特效药物，有研究发现虎杖、大黄、山豆根等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另有研究显示桑叶、苍术、浙贝母、生姜、金银花、连翘、草果7味中药可能通过阻断多个人体内血管紧张素转化酶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结合位点，达到治疗新冠肺炎的目的。此外，在抗病毒的同时，中医药干预的优势还在于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激发机体自身防御抗病能力，达到祛邪与扶正固本相结合，使轻症患者趋向痊愈，中度患者控制其病情向重症、危重症转化，从而截断病情发展。
中医与西医各有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可产生协同作用，而此次疫情救治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是重要的治疗手段，而中医在改善症状、调节体质状态方面具有较好效果，且恢复期通过中医药的理疗康复，对恢复体能、促进肺部残余炎症吸收具有显著优势。
（摘编自刘清泉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用的思考》）
（材料三）
相比日本较为完善的疾病监测与预警系统，我国应急处置体系在前期的监测与预警环节仍存在不少问题，不能很好地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如地方政府官员缺乏公共卫生防控知识，对疫情认识不足，对疫情监测结果缓报、瞒报、漏报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对突发传染病的“早发现、早防控、早治疗”非常不利。
日本高度重视应急制度体系的建设，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系统的应急处置法律体系。相比而言，我国针对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专门法律颁布较晚，缺乏综合性应急预案，已有制度在全面性、实用性、系统性等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日本的应急处理模式已发展为综合性应急处理，即所有类型的突发事件均由一个总部门管理，由其负责下属机构的协调工作。而我国目前仍沿用单一灾种、分部门处理的应急处置模式，消防、公安、医疗机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不够，各部门的补位协同机制不顺畅。武汉市等疫情重灾区，物资供应、调配和发放都出现一定的欠缺，值得从制度设计上进行反思与完善。
相对日本较为完善的公众宣教工作，我国针对公民的危机教育仍停留在“形式化”阶段，公众的反应性差、认知度低，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也出现不少问题。虽然国家层面提出了预防演练、安全教育等要求，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摘编自谈在祥等《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的借鉴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