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SARS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对SARS的来源有过很多的猜测，实验室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陈继明告诉《中国科学报》，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SARS病毒是人为制造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彻底排除人为制造的可能。“首先，有不少实验室，包括美国、欧洲或中国数十家实验室，能够人为制造多种危害极大的病毒，而且人为制造这些病毒不需要特殊材料和设施设备，费用也很少。”他说。
一些科学不端、不察行为，甚至有组织的科学不端、不察行为，屡见不鲜，这导致人们对现今很多新发的传染性疾病有越来越多怀疑。“比如2009年导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病毒，就被人们怀疑是人为制造的，”陈继明说，“这是因为至今未发现这个基因组上看似猪的病毒确实来自猪群的实际证据。而且这个病毒的‘父亲’和‘母亲’历来分居在欧亚和北美两处，至今也没有发现它们在‘同居’的迹象，那么它们生下这个‘孽子’的概率应该很小。”
此外，有不少危害极大的病毒，包括埃博拉病毒、SARS病毒、尼帕病毒，能够在人群中快速传播H5N1亚型的禽流感病毒，以及1918年引起全球数千万人死亡的、对人有神经毒的H1N1亚型流感病毒等，都被一些实验室复制出来了；这类行为已经遭受诸多人士的关注，甚至谴责。
在2004年实验室感染事件发生后，有人就说SARS是源于实验室泄漏。一位长期研究SARS冠状病毒的英国专家认为人造病毒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SARS病毒是RNA病毒类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现在的技术水平很难操控。”曹务春说。俄罗斯的一些专家则认为SARS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较大。因为，SARS来无影去无踪，不符合一般的传染病流行规律。
一般的传染病流行，在大的流行风波发生后总会再经历一个小的流行风波，也就是说总会持续几年。SARS显然不是这样。从这一点看，SARS病毒不太像自然发生的病毒。
（摘编自《SARS溯源猜想》2013年4月12日)
材料二：
衡量一种传染病的影响，一个粗糙的思路是考虑两个维度：毒力和传播力。前者衡量的是如果一个人一旦患上该传染病，症状的严重程度；后者衡量的是一个人有多大概率会得上这种疾病。
新冠病毒肺炎的毒力目前有一些粗糙的估计。在最初患病住院的40多人当中，病死率高达15%，重症监护的比例超过30%，都已经超过了SARS的水平。但是如果综合考虑更多症状轻微的患者的话，综合病死率目前在3%左右，远低于SARS (10%)和MERS (35%)的水平。
而关于这种病毒的传播力，有一个相对简便的定量指标，叫基本传染指数(RO)，代表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一个感染者平均而言能够传染给几个人。可想而知，RO越大则意味着传播力越强，如果RO小于1，则意味着这个疾病会慢慢自我消亡。作为对比，这里列举了几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传染病的传播力数据：麻疹(12-18)，天花(3.5-7)，流感(2-4)，SAR(2-5)。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肺炎在1月23日给出过一个粗糙的估计在1.4-2.5之间，也就是说它的传播力远不如SARS。
（摘编自新华网《新型冠状病毒的来龙去脉》2020年1月29日)
材料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敬畏生命的精妙论述，例如，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所之，德逾于此”等。这些观点，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德国哲学家施书泽提出：“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他认为中国的伦理学者早就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他指出孟子以感人的语言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动物心理和人类心理的差别并不很大，杨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太上感应篇》提到了《月令》“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天飞鸟”的要求。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施韦泽明确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他基于欧洲传统思想认为道德关系只限于人类自身，把动物、植物等生命形态置之度外的缺陷，认为世界不仅是过程，而且是生命，倡导一种对所有生命都承担起责任的伦理学。因此把“敬畏生命”作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可行的。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正在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广大医护人员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精神，成为阻击疫情的中坚力量，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而从当代生命伦理学体系构建的角度看来，这也是一个从敬畏生命到敬佑生命的深化、丰富和发展过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7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