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直播带货的队伍里，除了网红主播，还有越来越多的娱乐明星、企业家、农民甚至地方官员。疫情防控期间，线上产业快速发展，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网络消费新业态成为潮流。
在2020年4月，央视就为推荐湖北产品开展了三场直播卖货活动：前有朱广权和李佳琦打破“次元壁”的“小朱配琦”组合，卖出了总价值4014万元的产品；后有欧阳夏丹与王祖蓝“谁也无法阻拦(祖蓝)我下单(夏丹)”、朱迅搭档李梓萌的“央视girls”组合，相继卖出6100万元、8012万元的产品。这些直播不仅收到了实打实的效果，也获得了网友的认可。
“主流媒体直播带货促进了网络直播经济的发展。主流媒体长期以来沉淀了品牌认知，通过品牌为直播带货进行信任背书，更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主流媒体通过搭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的主导框架，通过议程设置，起到了良好的带货动员效果。”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如是说。
不过，繁荣背后存在的隐忧也不容忽视。
中国消费者协会梳理消费者投诉情况时发现，一些主播带货时存在夸大宣传、引导消费者绕开平台私下交易等现象，部分消费者遭遇假冒伪劣商品、售后服务难保障等情况。卖家与平台之间、直播平台与电商交易平台之间的关系复杂，导致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合理堆权诉求大打折扣。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37.2%的受访者在直播购物中曾经遇到过消费问题，“担心商品质量没有保障”和“担心售后问题”是消费者的两大主要顾虑。
(摘编自刘小雪(疫期直播带货逆势突围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存隐忧))
材料二：
2019年“双11”落下帷幕，和以往不同的是，“直播带背”火了。开场仅1小时03分，直播引导的成交额就超过2018年“双11”全天直播引导的成交额。
虽然打着互联网的旗号，赶上了直播的时髦，但直播带货其实并不能算是新鲜事物。在互联网大面积普及之前，很多人应该有电视直播的印象，那时候打开电视机，简直被各种电视直播频道绑架。
直播带货的成功离不开两点：一是通过夸张刺激的宣传形成眼球效应；二是激发跟风消费的懒人效应。而这两种效应都有着一种挣快钱的味道，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直播带货在风生水起的同时也是风声鹤唳。
现在直播带货正处在风口浪尖，作为一种新业态，对其抱有越大的期望，越要把问题想在前面、防止可能的翻船。在这方面，电视直播可谓提供了前车之鉴。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都要靠内涵支撑。而内涵，是包括商品质量、诚实守信的一套完整体系。不要看直播带货现在势头很猛，其实根基发虚，一旦问题发生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当消费者感受到自己被愚弄和欺骗时，就很有可能甩袖而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平台承担起把关责任，遇制买粉丝、买评论、虚构成交量、为劣质商品代言等现象，确保直播带货在阳光下运行，能够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乔杉《直播带货别走电视购物老路))
材料三：
中国消费者协会2020年3月31日发布《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有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消费者满意程度最低的是宣传环节，受访消费者对于“主播是否就是经营者”的问题认知较为模糊，主播夸大和虚假宣传、有不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售卖这两个问题反馈较多。
直播电商的本质属于商业广告，带货主播往往扮演着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等多重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以相应罚款；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还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外，有的主播本身经营网店，直播带货的商品由其网店销售，其同时又具备经营者身份，还应为此向消费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但在现实中，直播翻车常有，追责处理不常有。主播群体只要人气、只获收益、不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带货主播的侥幸心理，在宣传时往往有意无意夸大其词，吸引眼球。
应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处理流程，通过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维权热忱。各级消协组织应积极履行消费监督公益性职责，充分运用消费公益诉讼，帮助广大消费者维权，倒通带货主播珍惜羽毛。
(摘编自张淳艺《直播带货应带上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