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肖堂
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逻辑，到俞可平这里被颠覆了。争取了两三年后，这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辞职请求，终于得到中央批复。他如愿回到未名湖畔，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一直以来，俞可平身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大胆而犀利的学术观点。他的成长经历和最鲜活的生活细节，却很少有人知晓。如今看来，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生动印证了时代的发展。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诸暨。他曾做过两年多生产队干部，之后恰逢国家恢复高考，俞可平考入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就读政史专业，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代人，受毛主席的影响特别深。毛主席喜欢读什么？喜欢读历史、哲学。”他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
在厦大三年，因为看到政治对中国的决定性作用，俞可平的兴趣渐渐转向了中国政治。“当时的我，内心似乎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点儿什么。”俞可平说，“所谓责任，无非两种。一种是知识的责任，就是通过研究，推动学术的进步；另一种，就是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
1984年，俞可平毕业，并留校任教。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中国新时期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决定招收开门弟子。经过努力，他如愿走到了赵宝煦面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之一。
入学一年后，俞可平放弃了当时非常难得的海外联合培养机会，试图说服导师同意自己转变研究方向——从国际政治转向中国政治，从政治理论转向政治现实。“中国政治这么敏感，干嘛要学这个？”面对赵宝煦的询问，俞可平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此后，俞可平一直专注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
北大毕业在短暂的留校后，俞可平很快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从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员成长为局领导。但热衷学术的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内心更希望做一个纯粹的教授。
尽管从政多年，俞可平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习惯和作息：喜欢爬山、游泳、射击，不跳舞、不去卡拉0K、很少应酬，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结果是，其学
术影响力不但一直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据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俞可平发表论文的引用率也高居榜首。
在俞可平看来，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这两种学问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对策研究，为现实服务；后者是纯学问，属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他说。重回校园的俞可平，希望能做自己的“天国的学问”。他说，“现在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大了，但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思想、原创理论太少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在这么重大的转型时期，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
他坦率地说以前在中央编译局，尽管是分管科研，但行政事务仍很多，确实感觉时间不够用。”同时，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我做了 14年的副局长了，我自己研究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超过任期6年了，我应当带头能上能下。”
“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今后我将有更多的时间仰望星空。”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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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为官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敏感地带游刃有余，新意频出又从不逾矩……如今，他辞官归学，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原创性思想的生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
②在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建设工程。他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为推动中国政府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做了不少努力。还发起了中国社会创新奖，推动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创新，鼓励它们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刘巍《从“教官”到教授俞可平的两种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