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师老汪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人:“有,咋说不出来呢?”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老范:“为啥?”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老季:“不为老汪。”老范:“为啥?”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