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屈原以身殉志、投入湘水时，绝对无法想到：那一时激起的波浪会在历代文人心中产生久远难平的震荡。如果说两汉时期，文人们还在争论着屈原的归宿到底有无意义？那么，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当采菊东篱、悠然自得的贫士陶渊明，以自作挽辞、平淡而终的形象，向人们昭示了一条田园隐居的生活道路之后，屈原与陶渊明，便成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归宿的象征人物，成为历代文人经常加以比较的对象。
其实，陶渊明与屈原在精神脉络上是息息相通的。屈原所以悲愤绝望，在于对“天道”的根本怀疑。儒、道两家学说都相信存在着公正的“天道”，这是贤士进德修业、完善自我的内在动力。《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屈原也相信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但为何存在着贤士不遇的社会现实呢？这在当时是一个解不开的绳结。屈原在《天问》中已经提出了疑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十分同情屈原的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对仁德高洁的人士往往穷饿而死的现象表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也为屈原《离骚》所抒发的悲哀情感而共鸣，并顺着司马迁的思路，指斥“天道”“报德”之说的虚妄。尽管屈原和陶渊明都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公正无私的“天道”，但他们依旧执着于这一人格理想。所不同的是，屈原一心想通过楚王实现美政，建立功业，终于无路可走；陶渊明却在自我修善、自我肯定的同时，将并不公正的外在功名、社会承认看得轻如浮烟、毫无意义了。
从屈原到陶渊明，这恰恰说明了一种基于文化选择的心路历程。在传统社会中，失意于仕途、困惑于人生的文人，从无路可走转变为有路可走，而且选择了自得其乐的道路。陶渊明的归去，正是古代文人在人格理想与社会现实相冲突时，所能够选择和把握的自我调适、内心平衡的一种途径，其实也是一种矢志坚守、出入有度的人生信念。自从有了陶渊明作为典范，悲愤无奈的文人便有了“柳暗花明”的转机，纷纷以追和陶诗的形式，表达“归去来”的想法。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厌倦了官场风波之后，幡然省悟自己“深愧渊明”，不知“早悟”而归。陶渊明那种身居草屋、却自得其乐的“心远”境界，更被苏轼的诗文发挥到无往而不适意、无往而不逍遥的境地。对这种“心远”境界，朱光潜先生指出，“陶渊明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限于一切迹象，他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都达到最高的禅境。”或许，那是一种文化积淀深厚的精神“田园”，是一种人的内心可以领悟的审美境界。
时至当今，在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中，文人们也会感受到被外在诸多因素所牵制而身不由己的困境，更加渴望获得一种使自我回归、精神自在的支撑力量。于是，陶渊明笔下令人“心远”境界，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无论是花鸟、诗文，还是山水、田园，所有平淡自然的生活，都变得生机盎然、充满情趣，值得细细品味了。
（摘编自《古代文人的归宿：从屈原到陶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