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争战频繁，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实力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人的智能和才干才受到特殊的重视。
《管子·霸言》说：“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这里的“神圣”“明圣”“大圣”是对聪明才智的最高级称谓。在作者看来，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谋略是否得当。文中在讲到战争时又说：“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智谋把胜利的可能转化为必然。《管子·参患》说：“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竞（境）。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战国策·秦策一》在讲苏秦合纵之策得用之时，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不敢出关东向，由此作者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秦惠王对寒泉子曰：“苏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东山（当为“山东”）之君，从以欺秦。”秦王忧心忡忡的不是山东诸国的实力，而是苏秦的智谋。景春（孟子的弟子）曾这样估计苏秦、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里所论不是士人的权力和手中的物质力量，而是讲这些士人的智谋足以使拥有实力的君主们胆战心惊。《战国策·东周策》载：“石行秦，谓大梁造曰：‘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论衡·效力》篇载：“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说明智能计谋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不仅起着指挥作用，而且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
智能的竞争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活动场所。智能的发展还必须有如下两个条件：一是教育；二是要有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劳动的人。士正是这样的角色。一般地说，只要不是白痴，大凡具有一定体力，就能从事简单劳动。但是，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所需要的条件就不同了。出类拔萃之辈不是人人皆是，而是十中挑一，百中挑一，千中挑一，乃至万中挑一。战国时期的君主们，未必都不想成为智能超群的人。而这些人中的多数所以是庸人，除了其他因素外，我认为由于实行世袭制造成的可供选择的基数太小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身为平庸之辈的君主，在生死存亡面前，又不得不借助他人之智，许多君主下求贤令，不惜重金，乃至分土。秦孝公曾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君主们需要超群的智囊，而孕育这种智囊，就需要有众多的士人作为养基。当然，还需要士人的竞争。基数大，再加上竞争，就增大了高智能的人物的出现几率。对智能人物的需求，也就促进了士队伍的扩大。
摘编自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