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2010年到2013年间，兼具新闻工作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阿克鸠射，曾一路攀爬藤梯，探访凉山昭觉大山深处的“悬崖村”，收集了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材料，写成了8万余字的报道《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作为本地人，又对“悬崖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度跟踪调研采访，展示这一生活在云端的村落的惊人变迁。2019年，其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出版发行。2020年，此书作为彝族文学作品入选并最终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其说《悬崖村》是一部报告文学，不如称其为非虚构和民族志写作。阿克鸠射是凉山彝族双语作家、诗人，他所创作的作品不仅运用了现代文学的形式，立足当下，还汲取了十分丰富的彝族民间民俗资源。这样的创作历程恰恰折射出骏马奖及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民族”与“多元共生”的特性。
本届骏马奖的获奖篇目，体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于文学生活不同维度的书写和想象。历史叙事一贯是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创作维度之一，冯良的《西南边》展示出了中国西南彝族地区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对半个世纪前凉山彝族社会转型时期多民族交往交融的日常经验和战地生活做出了生动的描绘；海伦纳的《青色蒙古》以蒙古族一家人的故事为主线，勾勒出了科尔沁草原百年来的生活图景；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则指向了更为久远的族群历史，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元素化为长篇小说写作，讲述了藏族少年阿旺罗罗历经各种磨难与修炼后成长为神授艺人的故事。
另一部分作品则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们立足当下，根植地方性知识，对本族群生活变迁的关注。比如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就讲述了近年来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河城县天马乡贫困村红山村是如何在多方努力之下改善民众生活的故事；仡佬族作家王华的《海雀，海雀》同样讲述了一个村庄的基层管理者是如何和村民共同努力，实现退耕还林、共同富裕的生动故事。畲族作家朝颜的长篇纪实散文集《陪审员手记》立足于法院等特殊社会空间，以陪审员的视角观察当下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的《檐上的月亮》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辑录了一系列极具地方性知识的散文。
新世纪以来，骏马奖评选以文学作品评奖的方式全新呈现，恰恰也与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相呼应，大大推动和激励了优秀文学作品的生产。比如，在第八届骏马奖中，彝族母语作家贾瓦盘加的彝文作品《火魂》，是规范彝文推广以来彝族第一部母语长篇小说，堪称彝族双语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之一；另外，此届骏马奖中的理论评论获奖作品中，回族学者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在第九届骏马奖中，同样出现了壮文、景颇文为创作语言的文学作品，文学奖项对中国少数民族双语创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第十届骏马奖中，多民族的主题十分突出，无论是达真的历史小说《康巴》，还是亚生江·沙地克的维吾尔文小说《诸王传》，都体现了族群历史的多样性和多民族交往的真实族群经验；而此届获奖的报告文学目中，更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钟日胜的《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讲述了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促进非洲卫生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而爱新觉罗·蔚然的《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则立足于公益行动，对中国粮食产业与民生做出深入的思考；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描写了藏族汉族学生的交往以及藏族学生通往城市的求学之路。第十-届骏马奖依然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和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都在展示本族群社会历史变迁的同时，开放式地呈现不同文化的族际书……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骏马奖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生产密不可分，其中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丰富的时代特征。骏马奖的评选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并重，不仅对文学生产起到推进作用，还对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传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支撑。
(邱婧，《“多民族与多元共生”——新世纪以来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的创作特征》，《文艺报》，2020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