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理论上说，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或者给生活带来困扰，符合顺口好记易写等基本的标准，任何汉字都可以自由使用。不过在现实中，孩子的姓名都承载着家长的期待和祝愿，也体现了家长的文化思考。因此，在更广的范围内，姓名必然会反映某方面的时代特征，乃至形成一种普遍的定势。
在之前的传统观念里，孩子的名字往往追求与所谓“五行”互补。而在某一个年龄段中，名叫“建国”“爱华”“援朝”“建军”的人会特别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言情小说、偶像剧以及之后的网络小说为代表性载体的流行文化逐渐风行。这些作品中，宇轩、诗涵、欣怡等人物姓名，诉之于内在含义，更加追求字眼本身的文雅和美感，在一片“伟”“丽”“红”中，自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当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一代为人父母后，给下一代起名时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
当然，起名之事纯属各个家庭的“内政”。不过，这种现象本身及其所引发的调侃，却足以说明，尽管在字眼上显得更为“讲究”和“洋气”，但引发这一风潮的毕竟只是浅层次的流行文化。它虽然具备很强的浸润能力，也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审美启蒙的作用，但却存在内涵欠缺等问题。
在这种文化引发的跟风效应下，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家长在起名时的初衷是追求个性化特征，摆脱过去的“俗套”，并尽力展现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但因为影响他们思想情趣的来源相对单一，加上这种文化本身也流于浅薄，群起效仿后就不免形成了新的俗套。
无论起什么样的名字，本不存在什么是非之辩，也不涉及所谓“土洋”或者“优劣”。不过，多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去浸润浸润，一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二来用一个既响亮好听又不落俗套的名字作为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倒是两桩美事。
(摘编自 杨京《给孩子起名何必像拍“偶像剧”》)
材料二：
姓名的流变史，也是一部沉甸甸的社会发展史。魏晋以前单名通行，南北朝时单双名平分秋色；大家族逐渐收缩成小家庭后，“某” 字辈几近消亡；独生子女时代到来后，孟仲叔季式的姓名关联也没了；到今天，单名见得少了，双名通行了，甚至三字名迭出，可能也是因为前人把能用的名字都用了。人名，无疑是时代的镜子，看名字猜辈分，往往能猜中大半。今天的年轻父母，已很少垂爱“莲”“娟’等字，但他们很可能给孩子取个英文名叫Lily (百合花)或Rose (玫瑰)。回看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一个名字，就可能凝练着一种时代气质。曾有学者翻阅人口普查资料时发现，一位出生于1977年7月的女孩叫“囊萤”，这样的命名，就很有回归知识、只争朝夕的时代紧迫感。50后“抗美”“超英”“爱华”扎堆； 60后、70后“红卫”“伟红”常见； 80 后诞生了无数“ABB”；而90后的父母在港台文化冲刷下不自觉拥抱“子豪”“嘉昕”等。
生养孩子不易，命名权可不是比黄金还珍贵吗?《诗经》 早已检索，《史记》 也已参看，能征求的意见也都征求了，这个过程，可不比十月怀胎轻松。可是，苦思冥想，怕还是挡不住大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据报道，2010年后的男孩，子轩、雨泽、宇轩遍地，女孩则多有子涵、雨涵、欣怡。这些重名，再次说明审美是时代雾气下的露珠。有网友因此调侃， 50年后的场景怕会是：“子萱大妈，去跳舞啦”“子璇大妈好巧啊，你也来啦”“子旋大哥， 您老也来凑热闹啦”。
(摘编自何鼎鼎《在姓名中辨认时代的脉动》)
材料三：
出生姓名是人格尊严的稳定起点。首先在于家庭是个体成长的关键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起点是姓氏，因为姓氏是标示家族血缘的文字符号。在现代国家，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姓氏也是一种学法律制度。子女的姓氏不是父母无拘无束自由选择的，而是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制。以往科多数国家都在婚姻法中规定“一家一姓”原则，旨在保障家庭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同一性网。到了20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强制要求妻改夫姓，子女随母姓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出生姓名是人格尊严稳定起点的另一层含义在于，一个新生儿不仅需要家庭的呵护，也需要宪法保护其人格尊严。姓名是人格的一部分，姓名体现的人格尊严不在于姓名有多么高雅、独特或者响亮，而在于稳定。对于一个新生儿而言，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莫过于随父姓或随母姓，登记于这个家庭的户籍本中，在法律上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一个新生儿需要有一个安定、稳固的起点，才能自由发展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随父母姓氏正是这个起点。
与姓氏不同，宪法对于名字没有强制性要求，父母有充分的自由选择子女的名字。当然，自由并不等于无拘无束，因为每个儿童都需要获得正常的名字，作为其人格自由发展的稳定起点。汉字博大精深，用规范汉字取名足以容纳父母的意愿和情感。.
(摘编自刘志鑫《称姓取名，不只是私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