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祁《玉楼春》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已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苏轼少作《夜行观星》有一句“小星闹若沸”，纪昀《评点苏诗》卷二在句旁抹一道墨杠子，加批：“似流星。”这表示他不懂苏轼那句，以为它像司空图所写：“亦犹小星将坠，则芒焰骤作，且有声曳其后。”宋人诗文里常把“闹”字用来形容无“声”的景色，不必少见多怪。宋祁的词句和苏轼的诗句都是“通感”或“感觉挪移”的例子。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现代西语常说的“黑暗的嗓音”“皎白的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培根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他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荡漾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方，而且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这算得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解释。
（摘编自钱锺书《通感》）
材料二
阅读《荷塘月色》，我们感受到诗情画意。朱自清先生以诗人的心去感受荷塘月色，不但游目骋怀地观察，而且严辨淄渑地品味，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
作者所写的月色是荷塘里的月色，所写的荷塘是月光下的荷塘，层次里复有层次，使整个画面有立体感、渗透感；其中动静、虚实、浓淡、疏密，是画意的设置，也是诗情的安排。这样的描写，离不开作者娴熟而有个性的艺术技巧。有鲜明的比喻，有明显的对比，有强烈的衬托，有生动的拟人。但更令人赞赏的是，由于作者对描写对象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因此突破一般经验而产生一种奇特而新颖的手法，即古典诗歌中常有的“通感”，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处理手段，在现代散文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描写的细，来自作家对客观物象观察的细，体味的细。仅以对蝉声这一细节的描写就足以说明问题。由于有些读者提出异议，以为月夜不应有蝉鸣，因此他请教了好些人，最后还是亲自体察，“又有两回亲听到月夜的蝉声”，才打消了本想修改的念头，因此他深深地体会到“观察之难”，以为不能“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关于“月下蝉声”》）。整篇《荷塘月色》均体现了作者这种缜密审察的创作精神，他不但对荷塘作整体的揣摩，而且作局部的审视，时而以荷塘为主景，月色为背景，时而以月色为主景，荷塘为背景，时而摹写花叶，时而描绘岸柳，时而淡勾云彩，时而轻描树影，层层铺陈，步步开拓，细腻地展现了荷塘月色令人“惊异”之美。朱自清还认为“花和光固然有诗，花和光以外还有诗”“山水田园固然有诗……仅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诗与感觉》）。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以敏锐的感觉去发现这些“诗”。从《荷塘月色》里不难发现，作者正是这样努力去发掘蕴含在大自然里的这些“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摹写了月夜荷塘的声、光、色、味，从而创造了使人沉醉的意境。
除了描写技巧有独到之处外，语言也有突出的特色。朱自清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新颖，如他自己所主张的，“新而不失自然”。他常常成功地以“不欧化的口语”来绘神状态、表情达意。优美的艺术境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语言来实现的，所以凡杰出作家无不重视语言的锻炼。《荷塘月色》的语言艺术确是达到了如作者所追求的“顺口”“顺耳”“顺眼”的境地（《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荷塘月色》之无限动人，还在于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不仅使作品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
（摘编自刘泰隆《荷香月色诗情画意——读<荷塘月色>》）
材料三
1927年7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想回扬州，他的两个孩子在扬州他的父亲那里。但他与父亲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闹得很僵，他怕回去之后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决。这样的心情表露在《荷塘月色》中，就是开头的一句话：“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而这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贴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心理和艺术的奥秘。朱自清自己曾说：“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这些表明朱自清因为考虑到老婆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地作政治的抉择。
（摘编自孙绍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