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