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业革命以来，人为活动导致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多，使全球气候明显变暖。《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以内。一旦温度升高突破2℃安全阈值， 极地、海洋等关键生态系统损害将不可逆转，全球气候风险将急剧增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宣布本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直到实现碳中和。碳中和也称作“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为二氧化碳移除在全球范围内抵消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是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必要步骤，一方面要减少碳源，另一方面要增加碳汇。森林、泥炭沼泽、土壤等能够吸收储存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称作“碳汇”，与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源”相对。
全球累积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70%以上来源于化石能源燃烧和使用，只有彻底摆脱化石能源依赖，才能从源头上化解气候危机。牵住这个“牛鼻子”，多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促进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方面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与市场机制。与此同时，增加碳汇也是重要一环。森林就是一座巨大的“碳库”，其碳汇作用越来越凸显。
2020年，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德国研究机构近期发布报告称，中国在减排领域取得显著进步：过去5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几乎每20年就减少一半；自2000年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超过800%……观测研究还显示，中国近20年来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取材于尚凯元、郑彬、李晓骁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当前全球各国对落实《巴黎协定》高度重视已有120多个国家陆续宣布碳中和目标。
在能源供给侧，全球一次能源结构正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导快速向以清洁能源为主导转型。当前，全球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为19%。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要实现2℃温控目标，到200年全球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要达到50%左右。因此，能源清洁化转型的步伐要大大加快。
未来，清洁能源将主要转化为电能，电能的生产和消费都来源于清洁和零碳的能源。在未来的终端能源消费系统中在交通领域电动汽车将取代燃油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海等领域都要大幅提高电气化程度；在工业领域传统观点认为很难通过电能替代实现减排，尤其是部分工业部门，如钢铁、水泥等需要化石能源提供高品位热能但随着技术进步，低品位热能可以由电能直接提供高温供热则通过电制氢的方式借助氢能来实现，进而推动工业领域的电气化和低碳化。
无论清洁能源发电还是终端部门用电，都要通过电网系统进行输送和配置。因此，未来高比例的能源清洁化和电气化必须依靠电网互联才能实现。以中国为例，我国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但资源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风能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地区的太阳能资源占全国的比例超过80%。但是，我国70%左右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和中部省份，因此需要通过电网互联实现风光互补、区域互济、发电用电平衡，这样才能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当前各国的行动力度距《巴黎协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未来各国需将自主贡献目标提升3倍才能实现2℃温控目标。
（取材于刘昌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目前，已有很多模型研究了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并形成基本共识。中国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系统在2050年左右就必须完成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85%的目标，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要控制在5%以下，整个能源系统要实现清洁化、零排放甚至负排放。其他终端用能部门要尽可能实现电气化，减少直接排放。在工业领域，有一些碳排放是难以避免的，因此需要碳汇进行中和。目前，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高达58%，煤电占比大约为72%。用30年的时间颠覆性地改造全国能源系统，我国面临巨大挑战。
如何以碳中和为目标推动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首先，科学研究要先行。研究仅靠模型模拟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现实情况在模型中不能很好地被刻画和反映。理论研究必须从政策需求出发，从现实国情出发，更细致地考虑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其次，提高决策者和公众对碳中和目标的认知水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最后，依靠技术和政策的配合。在政府主导之外，要充分激发企业的主动性，使企业和行业主动投入新技术研发之中。只有形成合力转型才能够发生。
充分了解碳中和目标下完成深刻社会经济转型的难度，并不是要动摇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信心，而是要在转型过程中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减少社会问题。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煤炭行业，这是社会变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欧洲提出低碳转型“不能落下一个人”，寻求“公正转型”。中国也需要在碳中和相关政策的设计、制定和执行中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为利益受损的行业、企业和个人提供系统性的帮助和支持。
（取材于陈迎的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