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这既是新诗写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又构成创新与突破的沉重压力。面对中国古典诗歌悠久的传统，中国现代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五四”时代的新诗缔造者们，以一种不容置辩的态度揭竿而起，为了冲破中国传统诗学的沉重压力，他们选择的是面向外国寻找助力，从异城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诗学革命之火。但与此同时，不时流露出的则是由他们骨子里的民族文化的基因所决定的对古代诗歌意境与表情方式的欣赏，对博大精深的古代诗歌美学的眷恋，正是对待传统的复杂心态，使他们无法摆脱焦虑。“五四”时代，革故鼎新的时代，新诗的缔造者们对旧诗的传统发起的抨击，有一些明显是情结化的，是过火的。胡适在《谈新诗》中写。“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像这样不加区分地把近体诗的形式一概打倒，无疑是简单化的。取消了诗歌写作的技艺与难度，诗歌就很容易滑向浅白的言情与对生活现象的实录。
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还鲜明表现在新诗人与持有目的诗学观念的读者身上。新诗一出现就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声浪；而且九十年来，质疑与责难的声音始终伴随着新诗的成长，不绝于耳。这是因为新诗违背了传统的审关习惯，因而引起了某些读者的反感。诗歌鉴赏，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信息的交流活动。由诗作发出的信息，只有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相适应，才能被接收，被加工。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从宏观来考察，是人类世世代代审美经验的积淀；从微观来考察，则是个人有生以来的审美经验的总和。以我国读者的诗歌审美观念来说，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古典诗歌开始出现的时候。先秦时代形成的“风、雅、颂、赋、比、兴”即所谓诗之“六”，其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我国古典诗歌到唐代进入鼎盛时代，各种诗体备具，形成了完整的格局，自此以后，古典诗歌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超稳定性，即使是新诗诞生多年以后，旧体诗还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以及教量可观的作者。
新诗的艺术上的创新与完美国然有待时日，读者的诗歌审美心理结构的改变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为弥合新诗尤其是自由诗与传统的审美方式距离过远的不是，新诗人也做了不少工作，诸如何其芳、林庚等为构建与古典诗歌格律有所衔接的新体格律诗的努力，尽管收效不大。但这种尝试精神却是可贵的。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们首先着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巩固，他们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中国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街接了。
(节选自吴思敬《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