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对新时代文学做出了全方位的展望和期待，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崇高风格的重倡与张扬。
古罗马时期的郎加纳斯，是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深度论述崇高风格的文论家。他认为崇高首先表现为一种大美或壮美，这种美来自客观的融合；大自然中的崇高事物都使人感受到宏大与超迈；人生来就有向往崇高事物的天性，加上自然界的崇高事物对人的潜移默化，使人逐渐养成向往崇高的审美理想和热爱崇高的审美情趣，培育出由丰富的思想和激动的感情所形成的伟大心灵。在郎加纳斯看来，“崇高”的基本内涵，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就文学而言，崇高之美是通过文学风格体现出来的，即崇高风格。郎加纳斯的崇高美学阐发了文艺的普遍规律，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崇高风格有着久远的传承。庄子散文的崇高风格基于其哲学的滋养，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通过自然万物的宏大形象以传达理想精神的崇高风格。屈原的诗歌充分展现了崇高风格的美学魅力，折射出屈原对“美政”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国之衰微、民之疾苦的沉痛忧患。司马迁曾言“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也回应了郎加纳斯的观点：言辞的伟大来自思想的深邃。杜甫诗歌亦具崇高之美，诚如刘熙载所论“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诗的崇高之美，不惟来自对大自然阔大形象的捕捉与抒写，更来自对人生理想的追寻和对国运沉沦的忧愤。杜诗无疑诠释了崇高美学的根本特征：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崇高美学在当代文学的演进中不仅失去了主导地位，而且似乎越来越变成了“禁区”。新时期以来理论者虽然“成功”解构了革命英雄主义崇高美学，但并没有提供一种能够适应时代诉求的震撼人心的崇高美学。理论者从中国传统的作品中汲取英雄主义元素，并让人物经历古代或现当代事件，将其组构为“新的”崇高美学，这样的美学不可能蕴蓄思想的深度与博大，更不可能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回声”，所以，这样的美学是伪崇高美学。商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更与崇高美学无关，郎加纳斯指出，一个作家如果被金钱和享乐的贪求所腐蚀，“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当崇高美学丧失，各种文学的“丑书”便出笼，当代文学的不良倾向到了不能不扭转的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崇高美学，这是切合当代文学症候的一剂良药。他就如何在新时代缔造崇高美学所阐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们相信，新时代文学在继承中外传统崇高美学、总结革命英雄主义崇高美学的基础上，必将产生出新的崇高美学，迎来一个文学的高峰时期。
（摘编自安涛《新时代文学呼唤崇高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