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是古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主要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表达，运用方式也各有侧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德治法治并重逐渐形成传统，强调“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彰显出独具特色的治理智慧。
德治是对儒家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的一种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法家思想，强调通过严明法令来维护君主统治和社会秩序。许多学者认为，“商周之变”与“秦汉更替”的治理思想变化，对古代中国德治法治并重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商周之变”颠覆了以往“祖先即为天神”的天命观，把天塑造为具有道德人格的主体，确立了天命靡常、与天同心才能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德节制罚、以德引导政令的治理理念逐步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思想更选，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治理思想。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德治法治并重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秩序追求。德治注重自我修养，希望人们自觉遵守礼制。不过，如果没有政令、法律的保障，德治也难以落到实处。政令、法律因其强制力而有效，但是单纯以强制力服人也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德治以价值认同来凝聚共识、感染人心，法治以强制规范整饬秩序、纠正违失，两者相互支撑才能形成同心同德、安分守法的善治局面。
德治与法治各有其“典”“则”。“典”是指礼法体系的基本经典、基本法则，确定国家治理的主流价值和主要规范。“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规定行为准则、政务标准等。德治之“典”，主要是官方倡导学习的一系列儒家经典。这些既是阐释德治义理的经典，包含大量关于礼的基本规则，也为其他社会规范形式提供基本价值原则。德治之“则”，散见于各种礼仪礼制、乡规民约、家法族规、行业性规则之中。法治之“典”向上可以追溯到禹刑、汤刑等古代刑书汇编。秦汉时期，律的形式日臻完备。唐朝不仅有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唐律，还有法律典则的汇编《唐六典》，法律形式十分丰富。明清两代在律之外制定了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法治”之“则”，表现为各种政令、条例和司法成案等。这种“德”“法”各“有典有则”的规范体系是相互衔接、相互滲透、综合为治的。正如东汉陈宠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德治法治并重不仅体现在规范体系的融通上，还体现在实施体系的完备上。《大学》以个人道德修养为起点，扩展到天下治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中国把家庭、家族视为个人人格养成的亲属团体，被赋予一定的自治权，亲属之间的纠纷有些可以在内部自行解决。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律典、政令的实施，以强制力保障秩序安定，同时又注重道德教化作用。比如，一些朝代的州县和乡里设有彰瘴亭和申明亭，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旌表嘉善、申诫顽劣。国家对大典、大政负责，有专职部门负责核心价值确定、经典注疏正义、官吏选拔考试、税赋标准与征收、学校教育等重大事务。国家还允许乡贤、书院、家族等，以内部章程、规约等规范形式实行自治。
（摘编自张生《从德治法治并重传统中汲取治理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