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抗疫中挺起中医人的脊梁
在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疫苗之时，他推动中医药尽早参与病人教治，展开研究。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
看着越来越多的新冠肺炎患者经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痊愈出院，他挺起了中医药人的脊梁。
疫情初期，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了几十年的张伯礼院士，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率团来到武汉，来到新冠肺炎患者身边，立刻展开用中医药诊治患者的探索，推动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防治。在一次次临床诊察和研究中，张伯礼发现中药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均有疗效。他建议：轻中症患者中药汤剂个体化治疗，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一切都要以病人受益最大为原则。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衍与发展历程，大大小小的瘟疫其实从未远离人类，在历代应战疫病的过程中，中医已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且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乙脑、流脑、出血热、SARS、甲流等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中，中医药均发挥了应有作用，社会各界对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也寄予希望。在武汉深入一线探索，运用中医药诊治患者的过程中，张伯礼感触很深，对于如何加强中医药防治疫病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他直面问题：“第一，虽然中医有了定点医院，但数量及床位仍较少，缺乏系统全面的中医诊疗体系；第二，中医药诊疗方法的顶层设计有待完善，临床诊疗和研究力量的协同性需要优化，形成综合性力量；第三，对中医药的偏见或者说是信心不足还是存在，包括一些患者、医生及管理人员，中医药在非中医院的使用有待推进。”
他总结经验和教训：“第一，我们不但要整理归纳中医药对新冠肺炎的临床疗效，更要做理论层面的思考。例如此次新冠肺炎以湿邪为主，潜伏期较长，病情发展相对温和，但又存在病情突然加重现象。这些都符合湿性黏腻、重浊、持久的特点；同时湿邪易转化，可以化火化毒，所以我们在中医理论方面，应该有所创新。第二，在体制机制方面，国家和各地区发布了很多中医诊疗方案，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但也需要中医在第一时间介入防治工作，掌握临床数据，研究归纳疾病的症候规律，基于症候变化特点，优化中医诊疗方案就会更有临床指导性。第三，应该成建制地组建医疗队，设置更多的中医定点医院，以后一旦有新发的传染病疫情，中医应该尽早成建制介入。此次疫情，中医虽然与SARS时相比参与得更早，但还是晚了一些，以后有类似情况，中医一定要早介入，这也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
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变化，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断更新相关诊疗方案，各地也因地制宜出台地方方案。但在这些方案中都侧重中药的治疗，对于中医强调的整体综合治疗没有提及，针对不同病情的病人，没有增加或推荐针灸、刮痧、拔罐等外治疗法，以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张伯礼坦承：的确，大部分病人都用的是中药，其他方法在治疗中使用受到条件约束比较大。有一些地区，如广西等用了综合疗法。这次，中药注射剂在重症肺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国家诊疗方案中进行了推荐。特别要提到的是康复阶段，可以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康复方法来促进机体恢复，如太极拳、八段锦、食疗、穴位相关疗法以及心理疏导，体现中医药综合干预的优势。
面对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很多人惶惶然，普通健康人群有必要“全民喝汤药”吗？
“正气存内，那不可干。”张伯礼说，“我们不主张没有病的人吃中药，没有必要全民喝汤药。中药防治的重点在于调节肌体的功能状态，而不仅是针对病毒本身。人得病，是病毒和人体免疫力博弈、斗争的结果，如果病毒胜了，就得病了。所以，只有提高自身抵抗力，才不容易得病。我们不主张人人都服用中药来预防。隔离的高危人群或者密切接触者，可以适当服用一些汤药，具体可遵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主管部门推荐的诊疗方案和建议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