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主要是指以徽州（古又称新安郡）为地域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及人们之间对象性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同任何文化一样，它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内隐的心态、价值系统等文化心理结构，并且在各个文化层面都创造出辉煌的富于鲜明特色的成果，影响播及全国各地。
徽州尽管处于山越之地，但其主体文化却并非山越土著文化。“自昔战乱，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为徽州奠定了丰厚的正统中原文化根基。崇山峻岭的屏闭翼护又使徽州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区域，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包括汇聚于此的南北各地多种文化因此互相碰撞，互相选择，最后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
徽州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悠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二程与朱熹皆与徽州有极深渊源；儒学观念和儒学礼义对徽州社会各阶层影响至深，所谓“道学渊源在新安久矣”，并且逐步发展成新安理学等体系和流派。
儒学兴盛，加上徽州相对隔绝的地理条件，使这里的家庭文化十分凝重，“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擅入者。其风最为近古……虽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家庭、宗族认同感强烈，宗法观念盛行，其传统的伦理与道德规范体系基本建筑于家族本位上，是传统文化家国同构原则的典型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排斥商业精神的，但徽州山多田少地瘠，因此，外出经商是谋生的重要手段。“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他们在长期商业经营实践中创造出股份式、承揽式等经营方式，并在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划分、利润分配等各方面有所创新与发展。徽商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还直接刺激了数学、地理水文学的发展，如程大位（算法统宗）、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等。这些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与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萌现了早期科学精神与近现代化因素的某些端倪。
徽州文化正是以儒学伦理、宗族观念、商业精神为三大基本内核，在正统中原文化基础上通过商业实践熔铸变通，发展成为一种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并演化为当地特有的社会关系、价值体系、行为模式和广博精深的诸种具象文化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