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已经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是欧洲主导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之一。一系列基于民族认同、以民族为行为主体的主权国家建立起来；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急切渴望步入这一行列。作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的单位和行为体，民族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中国只是在19 世纪末由于实力的差距不得不加入由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因而才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此后的 100 多年来，中国一直将自己描述为民族国家而非文明国家，尽管其首要的身份和主要特征明显如此。现在，中国的身份同时具有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双重属性。从历史和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无疑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作为积贫积弱的后果，它又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正如白鲁恂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帝国。”然而，未来这两种身份将如何演进、互动乃至冲突，至今仍无定论。
中国学者金观涛说：“（中国）存在的唯一模式就是从历史中重生；除了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启迪和力量之外，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令中国人接受的机制与现实抗争。”中国学者黄平写道：“中国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几乎今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与历史密切相连，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不仅仅是学者，公务员、企业家和老百姓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都活在历史中，承载着历史，为历史代言。”杜维明评论道：“当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谈论杜甫的诗歌、司马迁的《史记》、孔子的《论语》时，他们言谈中透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人们将杜甫、司马迁、儒家学说与现实生活融合在了一起，表明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其不仅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更是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基本上就是从文化因素，如语言、家庭规范、社会关系结构等衍生而来的，而非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其次，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第三，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因此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第四，尽管鲜为人知，但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性的文明国家，接受了并且需要一种基于地区多样性的多元化。第五，文明国家这一特征对中国的影响绝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至少有两千年之久。这的确令人称奇。历史一直在对当下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当下行事的指南和标尺。“文明”一词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遥远、间接的影响和消极、被动的存在。然而，在中国，历史和文明均是鲜活地持续至今：中华文明这一理念，并非一个静止的、毫无生气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鲜活的、动态的有机体，为中国人界定国家和自我认知提供了最主要的认同与认知背景。
摘自英国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材料二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简陋的西方话语所说的所谓“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种过分简约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远为丰富。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不断的存在，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还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模式的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反之，如果中国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优势恐怕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也可能会变成自己的最大劣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崛起对中国自身，对整个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伟大意义。
摘自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