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灾难既是对人身体素质的考验，又是对人心理素质的挑战。
大祸临头，世人表现各不相同：麻痹大意，心存侥幸者有之；求神拜佛，听天由命者有之；有的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有的紧张焦虑，防卫过当。前两种人是由于无知和愚昧，不做积极应对，导致贻误战机，坐以待毙。后两种人夸大灾难的严重性，或因过度惊恐而失去理智，抑郁、悲观甚至绝望自杀，或惶惶然不可终日，采取过头或无效的防卫措施，造成比灾难本身更大的损失。
为什么面对同样压力事件，人们的应激反应会不同呢？ 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不同认识和心态。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便会处于不协调的紧张状态，这是令人不快的，所以会努力减少它以达到认知协调。1979年三哩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附近的居民更相信政府核管理委员会（NRC）关于事故并不严重的宣传，而远处的居民却更为恐慌并大骂NRC是骗子，因为附近的居民需要通过否认或者忽视事故的严重性来为继续住在危险区辩解，以减少不协调。与此类似，在“非典”流行期间一些不得不外出的人，也往往用否定“非典”的严重性来为自己壮胆，取得心理平衡。每当社会动乱或者灾难降临的时候都会谣言四起，这除了因为过度恐惧导致意识狭窄，辨别力下降，容易接受暗示外，也和人们为了替自己缺乏理智的恐慌行为寻求解释有关，此时的人已由理性动物变成了理由化动物。要转变这种扭曲的认知，必须由信誉高的权威机构不断发布真实可靠的信息。
灾难面前，既需要每个人调整心态，战胜恐惧，积极应对，更需要全社会紧急动员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遇险，众人相助。心理学上，把人们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提高适应能力的各种影响称作社会支持，包括物质帮助、信息提供、情感关爱等。这种支持可以来自家庭、亲友、同事、组织、媒体和政府，也可以来自慈善团体和专业的心理援助机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认知评价一样都是压力事件影响个体情结过程的中介变量。有效的社会支持既能保护当事人的身体健康，也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灾难更看重的是物质或医疗援助，心理援助只是在新世纪以来才开始有所尝试。内地第一次主动的心理援助活动是应对2002年大连的“5•7”空难，北京派出了三位专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灾难是从反面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如一位哲人所言：“没有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难过后，必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摘编自郑日昌《灾难的心理应对与心理援助》）
材料二：
今年的抗疫心理援助与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的心理援助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之处，即心理咨询活动借助了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平台，实施的是一种远程的心理安抚和支持。因此，易沟通、易操作、易自助的，简洁而迅速的短程咨询方法在抗疫心理援助中大行其道，而2008年震后心理援助中多采用面对面、长时程、多疗程的传统咨询方法。
如此看来，我国咨询与治疗等应用心理学在处置灾难心理应激问题时，采用的心理干预手段多元且分化。或许大多数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援助工作者在使用某种特殊技能和手段进行心理干预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法背后存在的文化及理论之差异，也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文化预设与接受心理干预者自身知识背景之差异。
例如，中国民众大多数生长于中医养生文化依然顽强伫立的环境之中，不少人笃信五行相生相克之说，他们相信“怒 、喜、思、悲、恐五志与五脏的对应关系”，不倾向将身体和心灵清晰地区分出来，而是笼统地将身心捆绑在一起，只关注身心的整体后果。中医药的作用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突显出来，就在于它既能用药影响受助者的身体机能，又能调和受助者的心志，符合了中国文化对心身健康的根本理念。
因此，中国应用心理学要勇于尝试将各种心理干预手段进行整合，创造出适合中国人身心特点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技术。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说，“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这是对中国应用心理学的极大鼓励和鞭策。此次新冠肺炎抗疫阻击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思机会，让我们尝试走出一个应用心理学干预手段由化而合的创新之路，即从遵从西方心理学的一统天下，转向去拥抱各种不同文化得以安身立命的心理学思想，再进一步整合所有特殊的理论和有效方法，去发展一种中国式的心理干预方法学。
（摘编自张建新《从抗疫心理援助看中国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
